论古
【题解】
《论古》所收的都是苏轼的史论文字，涉及很多历史人物和事件，与前面《人物》门中的史论文字相比，篇幅较长，是比较正式的史论文。本门共13篇，也就是《苏轼文集》卷五《论》所收的14篇（本书《论子胥种蠡》1篇，在《苏轼文集》以及《经进东坡文集事略》中均分为2篇）。除了《游士失职之祸》外，每篇文章都是先列史书记载的史实，再以“苏子曰”引出评论。《容斋三笔》卷十一《东坡引用史传》云：“东坡先生作文，引用史传，必详述本末，有至百馀字者。盖欲使读者一览而得之，不待复寻绎书策也。”大概就是指本卷这些文章。《百川学海》本的《东坡志林集》以及《东坡七集》后集卷十一的《志林》，所收13首与本书文字完全一致，只是每条均无题目，而吕祖谦《宋文鉴》卷九八《志林》及黄震《黄氏日抄》卷六二《苏文·后集·志林》所载，均不出此13篇的范围。郎晔《经进东坡文集事略》卷十二的卷首云：“自此以下十六篇，谓之《志林》，亦谓之《海外论》。”16篇之数，除析分《范蠡论》与《子胥论》外，又增加了《宋襄公论》《士燮论》，共有三卷。“海外论”之说，不知有何根据，如果真是在海外（海南）所作，则当写于绍圣四年（1097）至元符三年（1100）。
武王非圣人
【题解】
这是苏轼的一篇史论，对传统的武王是圣人的说法进行了质疑反驳。他首先认为孔子是“罪汤、武”的，《论语》中有些话称赞尧、舜、禹，却不提汤、武，且说《武》乐尽美而未尽善，又称赞反对武王伐纣的伯夷、叔齐，可见“罪汤、武”是孔氏家法。但是，后来孟子改变了这家法，他将汤伐桀、武王伐纣的事情说成是“诛一夫”，而不是弑君，实是孔氏的罪人。苏轼敢于质疑武王是圣人的传统观念，可见他有突破传统束缚的一面，而他对孟子“诛一夫”说的否定，则表现出他固守忠君观念的另一面。苏轼似乎没有注意到荀子“诛独夫”的论证，他说希望是“有圣人者出而天下归之”，其实荀子就是这样看待汤、武的。汤武革命原本就是儒家思想史上的热门议题，苏轼作论后引起更多学者的讨论，如朱熹、真德秀、俞文豹、戴埴、胡广、祝允明等。宋朝是观念解放和思想活跃的时期，也是包括忠君观在内的新思想形成的时期，本文正反映出这个思想史的演进过程。又见《苏轼文集》卷五《论武王》。《经进东坡文集事略》卷十二题为《武王论》。
武王克殷①，以殷遗民封纣子武庚禄父②，使其弟管叔鲜、蔡叔度相禄父治殷③。武王崩，禄父与管、蔡作乱，成王命周公诛之，而立微子于宋④。
【注释】
①武王：周武王，姓姬，名发，周王朝的建立者。约于前11世纪灭商建立周朝，建都镐（hào，在今陕西西安长安区），史称“西周”。
②以殷遗民封纣子武庚禄父：殷，本是地名，地在今河南安阳一带，商王盘庚从奄（今山东曲阜东）迁都至殷，故后来称商为“殷商”。纣，商纣王，商朝末代暴君。武庚，是商纣王之子，字禄父，周武王灭商后，封武庚在殷地管理商之遗民。
③使其弟管叔鲜、蔡叔度相禄父治殷：管叔名鲜，蔡叔名度，均是周武王弟。武庚封殷后，周武王让管叔、蔡叔、霍叔监视他，称为“三监”。相，辅助。
④“武王崩”四句：周成王是周武王之子，继位时年幼，由周公（名旦）辅政。不久武庚与“三监”叛乱，周公平定叛乱，诛杀了武庚和管叔，流放蔡叔，废霍叔为庶人，又封纣王兄微子（名启）为商之后，奉商之祀，迁于商丘（今属河南），创建宋国。
【译文】
周武王伐灭殷商后，把殷地封给纣王的儿子武庚禄父，让他管理殷商的遗民，让自己的弟弟管叔鲜和蔡叔度辅佐武庚禄父治理殷地。周武王死后，武庚禄父与管叔、蔡叔叛乱，周成王命周公诛讨他们，然后立微子为商后，封在宋地。
苏子曰：武王非圣人也。昔孔子盖罪汤、武，顾自以为殷之子孙而周人也①，故不敢，然数致意焉②，曰：“大哉！巍巍乎尧、舜也。”“禹，吾无间然。”③其不足于汤、武也亦明矣。曰：“《武》尽美矣，未尽善也④。”又曰：“三分天下有其二，以服事殷，周之德，其可谓至德也已矣⑤。”伯夷、叔齐之于武王也，盖谓之弑君，至耻之不食其粟⑥，而孔子予之⑦，其罪武王也甚矣。此孔氏之家法也。世之君子，苟自孔氏，必守此法。国之存亡，民之死生，将于是乎在，其孰敢不严？而孟轲始乱之，曰“吾闻武王诛独夫纣，未闻弑君也”⑧。自是学者以汤、武为圣人之正若当然者，皆孔氏之罪人也。使当时有良史如董狐者⑨，南巢之事必以叛书⑩，牧野之事必以弑书⑪，而汤、武，仁人也，必将为法受恶⑫。周公作《无逸》曰：“殷王中宗，及高宗，及祖甲，及我周文王，兹四人迪哲。”⑬上不及汤，下不及武王，亦以是哉？
【注释】
①昔孔子盖罪汤、武，顾自以为殷之子孙而周人也：这句是说，孔子觉得自己是殷人后代，同时又是周朝的人，所以不好直接说汤、武有罪。汤是商朝的建立者，通过讨伐夏朝最后一位王桀而建立商朝，周武王则通过讨伐商朝最后一位王纣而建立周朝。苏轼认为，孔子虽然没有明说，但其实是对汤、武有微词的。顾，但是，然而。殷之子孙，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说孔子“其先宋人也”，故而此处说“殷之子孙”。
②致意：表达其思想用意。原作“至意”，据《百川学海》本、《东坡后集》《苏轼文集》《经进东坡文集事略》改。
③“大哉！巍巍乎尧、舜也”“禹，吾无间然”：这两句话自《论语》变化而出，非原文。《论语·泰伯》：“巍巍乎！舜、禹之有天下也，而不与焉。”又云：“大哉！尧之为君也。巍巍乎！唯天为大，唯尧则之。荡荡乎！民无能名焉。巍巍乎其有成功也！焕乎其有文章！”又云：“禹，吾无间然矣。”巍巍，崇高伟大之意。无间然，没有非议。
④《武》尽美矣，未尽善也：语见《论语·八佾（yì）》：“子谓《韶》，尽美矣，又尽善也。谓《武》，尽美矣，未尽善也。”意思是说，舜的音乐《韶》，既美且善；武王的音乐《武》，美而未能尽善。程颐也认为：“成汤放桀，惟有惭德，武王亦然，故未尽善。尧舜汤武，其揆一也。征伐非其所欲，所遇之时然耳。”（《二程外集》卷六）“成汤放桀于南巢，惟有惭德”是《尚书·仲虺（huǐ）之诰》中的话，程颐认为周武王也是如此。
⑤“三分天下有其二”四句：语见《论语·泰伯》。意思是说周文王当时已有天下的三分之二，仍然服事于商，故可谓“至德”。
⑥“伯夷、叔齐之于武王也”三句：伯夷、叔齐是商代孤竹君的两个儿子。周武王伐纣，二人叩马谏阻，武王灭商后，二人耻食周粟，逃到首阳山采薇而食，后来饿死。事见《史记·伯夷列传》。
⑦孔子予之：《论语·述而》中记孔子称赞伯夷、叔齐是“古之贤人”，《论语·公冶长》记孔子称二人“不念旧恶，怨是用希”，《论语·微子》记孔子说二人“不降其志，不辱其身”，这些都是孔子高度赞扬二人的话。予，赞许。
⑧孟轲（kē）始乱之，曰“吾闻武王诛独夫纣，未闻弑君也”：从孟子开始把这个道理弄乱了。《孟子·梁惠王下》记齐宣王问，像汤放桀、武王伐纣这样的事，“臣弑其君，可乎？”孟子回答说：“贼仁者，谓之贼；贼义者，谓之残。残贼之人，谓之一夫。闻诛一夫纣矣，未闻弑君也。”“一夫”就是独夫，指众叛亲离的人。荀子也说过诛独夫，他针对“桀纣有天下，汤武篡而夺之”的说法批评说：“诛暴国之君若诛独夫，若是则可谓能用天下矣，能用天下之谓王。汤、武非取天下也，非夺桀、纣之天下也。修其道，行其义，兴天下之同利，除天下之同害，而天下归之也。”（《荀子·正论》）
⑨董狐：春秋时晋国的史官。晋灵公时赵盾为执政大夫，因灵公有加害之意而出逃，其族弟赵穿杀死灵公。赵盾返回朝中，太史董狐写下“赵盾弑其君”，在朝堂上展示。赵盾辩解说并非如此，董狐说：“你是正卿，逃亡而不出国境，返回又不讨贼，不是你（弑君）又是谁？”孔子评论此事说：“董狐是古代的良史，书写史书不隐讳。赵宣子是古代的好大夫，因为史书的书写笔法而蒙受恶名。可惜啊，如果逃出了晋国国境，就会免于这样的恶名。”见《春秋·宣公二年》“晋赵盾弑其君夷皋”下《左传》所载之事。
⑩南巢之事：《尚书·仲虺之诰》中说“成汤放桀于南巢”，推翻夏朝，建立了商朝。南巢，在今安徽巢湖一带。
⑪牧野之事：《尚书·牧誓》记载武王与诸侯会于商郊牧野，大败商军，纣王兵败自焚。牧野，在今河南新乡北一带。
⑫为法受恶：因书法（史书的笔法）而遭受恶名。这句话来自《左传·宣公二年》记赵盾弑君事，董狐记载“赵盾弑其君”，孔子说：“赵宣子，古之良大夫也，为法受恶。”
⑬“周公作《无逸》曰”及以下五句：所引的话见《尚书·无逸》，周公说殷之中宗（名太戊）、高宗（名武丁）、祖甲（武丁之子）以及周文王，这四人迪（遵循实行）哲（睿智贤哲）。《无逸》篇传说是周公教诫成王而作的。
【译文】
苏子说：周武王不是圣人。以前孔子就以为商汤和周武王有罪，但因为自己是殷商的子孙，又是周朝的人，所以不敢明确说，然而他多次表达了这个意思，他说：“伟大啊，高尚啊，尧、舜！”又说：“禹，我没有什么可非议他的地方。”孔子不满于商汤和周武王，也非常明显了。他说：“《武》乐非常优美，但未能尽善。”又说：“周文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，仍服侍殷商，周文王的德行，真可谓是至德了。”伯夷、叔齐看待武王，会说他是弑君，甚至耻于成为其臣民而不食周朝的粮食，而孔子赞许他们，可见孔子是谴责武王的。这是孔氏的家法。世上的君子如果是出自孔门，必当守此家法。国家的存亡，民众的生死，都在这里面，谁敢不严格遵守？自孟子开始变乱家法，他说“只听说周武王诛杀独夫纣，没听说弑君”。从此学者们认为商汤和武王所行是圣人之正道和理所当然的，都是孔门的罪人。如果当时有像董狐那样的良史，以前汤放桀的南巢之事，肯定会记载为叛乱，武王伐纣的牧野之事，肯定会记载为弑君，商汤和周武王这样的仁者，必会因春秋的书法而遭受恶名。周公作《无逸》说：“殷商的中宗、高宗、祖甲，以及我朝的文王，这四人都遵循睿哲之道。”他往前面不提及商汤，往后面不提及周武王，是因为这个原因吧？
文王之时，诸侯不求而自至，是以受命称王，行天子之事①，周之王不王，不计纣之存亡也。使文王在，必不伐纣，纣不见伐，而以考终②，或死于乱，殷人立君以事，周命为二王后以祀殷③，君臣之道岂不两全也哉！武王观兵于孟津而归④，纣若改过，否则殷人改立君⑤，武王之待殷亦若是而已矣。天下无王，有圣人者出而天下归之⑥，圣人所以不得辞也。而以兵取之，而放之，而杀之，可乎？汉末大乱，豪杰并起。荀文若⑦，圣人之徒也，以为非曹操莫与定海内⑧，故起而佐之。所以与操谋者，皆王者之事也，文若岂教操反者哉？以仁义救天下，天下既平，神器自至，将不得已而受之，不至不取也，此文王之道，文若之心也。及操谋九锡，则文若死之⑨。故吾尝以文若为圣人之徒者，以其才似张子房而道似伯夷也⑩。
【注释】
①“文王之时”四句：《史记·周本纪》说西伯受命称王，《尚书·无逸》有“文王受命惟中身”，故苏轼说“受命称王，行天子之事”。古人对文王受命多有怀疑，梁肃有《西伯受命称王议》，欧阳修有《泰誓论》。今人王国维《古诸侯称王说》，可参。文王，姓姬，名昌，周太王之孙，季历之子。周朝的奠基者。商纣王时封为西伯，曾被纣王拘囚，后被赦返周。
②以考终：以老寿而死。考，老。
③周命为二王后以祀殷：《公羊传·隐公三年》“八月庚辰，宋公和卒”何休注：“宋称公者，殷后也。王者封二王后，地方百里，爵称公，客待之而不臣也。”《礼记·乐记》记载武王克殷反商，“下车而封夏后氏之后于杞，投殷之后于宋”。苏轼是说在周已称王且行天子之事后，纣王无论结局如何，商人之后都会被封，并且认可周作为天子的权位。文义是说周天子会分封夏、商二国的后人，分别祭祀两国，但文字只说了“祀殷”。二王后，指夏、商二国之后。
④武王观兵于孟津：《史记·周本纪》记周武王“东观兵，至于盟津”，与八百诸侯会，但未伐殷商而还。两年后纣王杀王子比干，囚箕子，微子逃亡，周武王乃起兵伐纣。孟津，在今河南孟州南，古书亦称“盟津”。
⑤殷人：原无“人”字，据《百川学海》本、《东坡后集》《苏轼文集》补。
⑥有圣人者出而天下归之：有圣人出世，则天下人归心于他。这个表达来自《孟子·公孙丑下》的“五百年必有王者兴”，欧阳修《丰乐亭记》的“圣人出而四海一”。苏轼认为“天下无王，有圣人者出而天下归之”，而实际上荀子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肯定汤武革命的正当性的。
⑦荀文若：荀彧（yù），字文若，颍川颍阴（今河南许昌）人。曹操的重要谋臣。官至侍中。因反对曹操晋爵国公、加封九锡而为曹操疏远，忧惧而死（一说被逼服毒而死）。苏辙《历代论·荀彧》说：“荀文若之于曹公，则汉高帝之子房也。董昭建九锡之议，文若不欲，曹公心不能平，以致其死。君子惜之。”
⑧曹操：字孟德，沛国谯县（今安徽亳州）人。为三国时期魏国的创立奠定了基础。
⑨操谋九锡，则文若死之：《三国志·魏书·荀彧传》记载，建安十七年（212），董昭等人欲为曹操晋爵为国公，赏九锡，向荀彧询问，荀彧“以为太祖本兴义兵以匡朝宁国，秉忠贞之诚，守退让之实；君子爱人以德，不宜如此”。荀彧由此为曹操所猜忌，忧惧而死。九锡，是古代皇帝为尊崇大臣所赐的九种物品，具体的物品各说不一。
⑩张子房：张良，字子房，战国时韩国相之后。秦汉之际辅佐刘邦灭亡秦朝、击败项羽，建立汉朝，封留侯。《三国志·魏书·荀彧传》记曹操称荀彧“吾之子房”。
【译文】
周文王的时候，诸侯不用召集便会自己前来，因此他受天命而尊称为王，施行天子之事，周之王或是不王，不必考虑商纣的存亡。如果周文王在世，肯定不会伐纣，纣王不被讨伐，最终老死，或者死于内乱，那时殷人将新立一君并事奉之，周王命他为殷主以延续殷商之祀，这样的话，君臣之间的道义岂不是得以两全！周武王在孟津会盟检阅军队后返回，纣王若能改过，又或者殷人另立新君的话，武王这样对待殷人便可以了。天下没有王的时候，有圣人出而天下归心，是圣人所无法推辞的事。却以武力夺取王位，又放逐他，诛杀他，这样行吗？汉末大乱时，豪杰之士纷纷起兵。荀彧，是圣人的门徒，认为非曹操不可定海内，所以出来辅佐他。他所帮曹操谋划的，都是王者之事，何曾教导曹操谋反呢？用仁义拯救天下，天下平定后，王位自然会来，那时候不得已而接受它，若不来也不取，这是周文王之道，也是荀彧的心思。到曹操谋求九锡的时候，荀彧为此而死。所以我曾说荀彧是圣人的门徒，因为他的才能像张良而道义像伯夷。
杀其父，封其子，其子非人也则可，使其子而果人也，则必死之。楚人将杀令尹子南，子南之子弃疾为王驭士，王泣而告之。既杀子南，其徒曰：“行乎？”曰：“吾与杀吾父，行将焉入？”“然则臣王乎？”曰：“弃父事仇，吾弗忍也！”遂缢而死①。武王亲以黄钺诛纣②，使武庚受封而不叛，岂复人也哉？故武庚之必叛，不待智者而后知也。武王之封，盖亦有不得已焉耳。殷有天下六百年，贤圣之君六七作，纣虽无道，其故家遗民未尽灭也③。三分天下有其二，殷不伐周，而周伐之，诛其君，夷其社稷④，诸侯必有不悦者，故封武庚以慰之，此岂武王之意哉⑤？故曰：武王非圣人也。
【注释】
①“楚人将杀令尹子南”数句：子南是楚庄王之子，楚康王时任令尹，他的儿子弃疾是为楚康王驾车的人。楚康王打算杀死子南，告诉了弃疾。弃疾没有泄漏此事，子南遂死，弃疾认为自己参与了弑父之事，又不能做杀父仇人楚王的臣下，乃自缢而死。事见《左传·襄公二十二年》。令尹，春秋战国时楚国的高级官职，相当于宰相。
②武王亲以黄钺（yuè）诛纣：《史记·周本纪》里说武王在纣王自焚后“以黄钺斩纣头”。黄钺，是用黄金或铜制作的钺。《尚书·牧誓》里记载周武王“左杖黄钺，右秉白旄”（左手持黄钺，右手执白旄牛尾装饰的旗）。钺，是一种兵器，形状像斧。
③“殷有天下六百年”四句：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：“由汤至于武丁，贤圣之君六七作。天下归殷久矣，久则难变也。武丁朝诸侯有天下，犹运之掌也。纣之去武丁未久也，其故家遗俗、流风善政，犹有存者。”这是本文“贤圣之君六七作”这段话的来源。遗民，《苏轼文集》作“遗俗”。
④夷其社稷：铲平、夷平殷商的社稷。社稷，本指古代帝王或诸侯所祭的土神和谷神，这里指国家实行重要祭祀的场所和宫殿。
⑤武王：原无“王”字，据《百川学海》本、《东坡后集》《苏轼文集》《经进东坡文集事略》补。
【译文】
杀死父亲，册封他的儿子，这个儿子如果不是人的话还可接受册封，如果这个儿子真是个人的话，就一定会拼命而死。楚王将杀令尹子南，子南的儿子弃疾是为楚王驾车的人，楚王流着泪告诉他谋杀的计划。子南被杀后，门人问弃疾：“你将离开吗？”弃疾答：“我参与了杀害父亲，离开又去哪里呢？”“那么臣服于楚王吗？”答：“忘记父亲而侍奉仇人，我无法忍受！”于是自缢而死。周武王亲自用黄钺砍掉纣王的头，如果武庚接受分封而不叛乱，那还是人吗？所以武庚必然叛乱，不需智者便能知道。其实周武王封武庚为商后，也是迫不得已的。殷商统治天下六百年，贤圣的君主有六七位，纣王虽然无道，他原来家族中的人并没有全部消灭殆尽。三分天下周人已有其二，殷没有征伐周，而周反而征伐殷，诛杀其君，毁弃其社稷，这样做诸侯中必定有不悦者，故而分封武庚来安抚他们，这岂是武王的本意？所以说：武王不是圣人。
周东迁失计
【题解】
此条论周平王东迁定都洛邑是一个失败的策略。论文先简叙定都洛邑的过程及东迁后名存实亡的历史事实，又从富家不鬻田宅来反证东周放弃西周故业的错误，最后从正、反两个方面举历朝各国迁都或不迁都的存亡情况，进一步说明周朝东迁之失策。又见《苏轼文集》卷五《论周东迁》。《经进东坡文集事略》卷十二题为《平王论》。
太史公曰①：“学者皆称周伐纣，居洛邑，其实不然②。武王营之③，成王使召公卜居九鼎焉④，而周复都丰、镐⑤。至犬戎败幽王，周乃东徙于洛⑥。”
【注释】
①太史公：司马迁，字子长，夏阳（今陕西韩城南）人。汉武帝时为太史令，撰著《史记》一百卷。《史记》最早称“太史公书”，书中也常以“太史公曰”来议论或补叙史事。下面这段话见于《史记·周本纪》文末的“太史公曰”。
②其实不然：此四字之前，《史记》原文有“综”字。以上是说，西汉有很多学者认为，周武王伐纣之后，即将都城定于雒（洛）邑（今河南洛阳），司马迁认为并非如此。
③武王营之：《史记·周本纪》云：“营周居于雒邑而后去。”营，这里是指丈量、规划的意思，但并未实际地建造城池。
④成王使召（shào）公卜居九鼎焉：《史记》原文作“成王使召公卜居，居九鼎焉”。成王，指周成王，名诵，西周王朝的第二任君主。周成王继位时尚年幼，由周公辅政。成王亲政后才完成武王之志，命召公（名奭，成王的叔父）去洛邑丈量，周公完成了营造，称为“王城”（遗址在今河南洛阳王城公园一带），意为王所居住的城。《史记·周本纪》云：“成王在丰，使召公复营洛邑，如武王之意。周公复卜申视，卒营筑，居九鼎焉。”卜居，指占卜适宜居住的地方。这里也包括营造王城。居九鼎，是说将九鼎置于其地。九鼎，相传禹铸九只大鼎，后殷得之于夏，周又得之于殷。
⑤周复都丰、镐（hào）：周成王在洛邑建立王城之后，并没有带着周人都迁往那里，而是仍然居住在周文王、周武王时期周人居住地丰、镐一带。丰、镐，是西周初在沣水两岸先后建立的两处都城，其遗址在今陕西西安西马王街道和斗门街道。
⑥至犬戎败幽王，周乃东徙于洛：犬戎，是古民族名。为西戎人中居住靠近中原的部族。幽王，名宫湦（shēnɡ），西周君主，前781年至前771年在位。前771年，周幽王被犬戎和申侯杀死，“于是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，是为平王，以奉周祀。平王立，东迁于雒（洛）邑，辟（避）戎寇。平王之时，周室衰微，诸侯强并弱，齐、楚、秦、晋始大，政由方伯”（《史记·周本纪》）。
【译文】
太史公说：“学者们都说周武王伐纣，之后便都于洛邑，事实上不是这样的。周武王时丈量规划了洛邑，周成王又派召公去占卜和营建，将九鼎放在那里，而周又回到故都丰、镐。到了犬戎打败周幽王，周才东迁到了洛邑。”
苏子曰：周之失计，未有如东迁之缪者也。自平王至于亡，非有大无道者也。頾王之神圣①，诸侯服享②，然终以不振，则东迁之过也。昔武王克商，迁九鼎于洛邑，成王、周公复增营之，周公既没，盖君陈、毕公更居焉③，以重王室而已，非有意于迁也。周公欲葬成周，而成王葬之毕④，此岂有意于迁哉？
【注释】
①頾（zī）王：指周灵王，名泄心，东周第十一代君主，前571年至前545年在位。《左传·昭公二十六年》记载周灵王“生而有髭，王甚神圣，无恶于诸侯”，故名为“頾王”。頾，亦作“髭”，嘴唇周围的胡须。“頾”字下原有小字注文“頾音兹，即灵王”，《百川学海》本、《东坡后集》《苏轼文集》均无，疑是后人所加，非苏轼自注。
②服享：诸侯服从和进贡。《左传·昭公二十六年》：“诸侯服享，二世共职。”孔颖达疏：“服享，言诸侯服从，献国之所有。”
③君陈、毕公更居焉：君陈，是周公的儿子。周公平定“三监”之乱（见本卷《武王非圣人》）后，将殷商的遗民迁到成周（今河南洛阳东），亲自监视管理。周公死后，周成王命其子君陈继续管理当地事务。事见《尚书·君陈》（伪）。毕公，姬姓，名高，周公弟。周朝建立后分封在毕（今陕西咸阳西北）。周成王死后，周康王（名钊，成王子）即位，他让毕公管理成周的民众，保卫洛邑的东郊。事见《尚书·毕命》（伪）。
④周公欲葬成周，而成王葬之毕：事见《史记·鲁周公世家》：“周公在丰，病，将没，曰：‘必葬我成周，以明吾不敢离成王。’周公既卒，成王亦让，葬周公于毕，从文王。”
【译文】
苏子说：周朝的失策，没有错得像东迁这样离谱的。从周平王到周朝灭亡，并没有特别无道的君王。周灵王神明圣贤，诸侯顺服并进贡，然而最终也没有振兴周朝，这便是东迁的过错。从前周武王灭商，把九鼎迁到洛邑，周成王、周公又增广营建，周公去世后，君陈、毕公先后住在洛邑，是为了加强周王室的威权，并没有东迁的想法。周公想要葬在成周，而周成王把他葬在了毕，这哪里会是有东迁的想法呢？
今夫富民之家，所以遗其子孙者，田宅而已。不幸而有败，至于乞假以生可也①，然终不可议田宅。今平王举文、武、成、康之业而大弃之，此一败而粥田宅者也②。夏、商之王，皆五六百年，其先王之德无以过周，而后王之败亦不减幽、厉③，然至于桀、纣而后亡④。其未亡也，天下宗之，不如东周之名存而实亡也。是何也？则不粥田宅之效也。
【注释】
①乞假以生：靠着乞讨和借贷为生。假，借。
②粥：同“鬻（yù）”，卖。
③幽、厉：周幽王和周厉王。周幽王，见前注。周厉王，名胡，西周第十位君主。他在位时暴虐无道，国人颇有怨言，召公（召穆公）进谏说“民不堪命矣”，“王怒，得卫巫，使监谤者，以告则杀之。其谤鲜矣，诸侯不朝。三十四年，王益严，国人莫敢言，道路以目。厉王喜，告召公曰：‘吾能弭（消除）谤矣，乃不敢言。’召公曰：‘是鄣（同“障”）之也。防民之口，甚于防水。水壅而溃，伤人必多，民亦如之。是故为水者决之使导，为民者宣之使言’”，“王不听。于是国莫敢出言，三年，乃相与畔（通“叛”），袭厉王。厉王出奔于彘（zhì）”（《史记·周本纪》）。
④桀：夏桀，夏朝最后一位君主，以残暴荒淫昭著。纣：见前注。
【译文】
今天那些富裕人家，所留给子孙后代的东西，只是田宅罢了。有不幸的子孙败落了，也不过是以乞讨和借贷为生，终不会提议卖掉田宅。现在周平王把文王、武王、成王、康王的基业全部放弃，这好比一旦败落就卖掉田宅。夏朝、商朝统治天下都有五六百年，他们先王的品德没有超过周朝，而后来一些王之败落，也不逊于周幽王、周厉王，然而竟要到桀、纣时才灭亡。夏、商没有灭亡之时，天下诸侯都尊崇他们，而不像东周名存而实亡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就是不卖田宅的结果。
盘庚之迁也①，复殷之旧也。古公迁于岐②，方是时周人如狄人也，逐水草而居，岂所难哉？卫文公东徙渡河③，恃齐而存耳。齐迁临淄④，晋迁于绛、于新田⑤，皆其盛时，非有所畏也。其馀避寇而迁都，未有不亡；虽不即亡，未有能复振者也。春秋时楚大饥，群蛮叛之，申、息之北门不启，楚人谋徙于阪高。蒍贾曰：“不可。我能往，寇亦能往。”⑥于是乎以秦人、巴人灭庸，而楚始大。苏峻之乱，晋几亡矣，宗庙宫室，尽为灰烬。温峤欲迁都豫章，三吴之豪欲迁会稽，将从之矣，独王导不可，曰：“金陵，王者之都也。王者不以丰俭移都，若弘卫文大帛之冠，何适而不可？不然，虽乐土为墟矣。且北寇方强，一旦示弱，窜于蛮越，望实皆丧矣！”乃不果迁，而晋复安⑦。贤哉！导也。可谓能定大事矣！
【注释】
①盘庚之迁：盘庚是殷商的君主。他在位时将商的都城从奄（今山东曲阜东）迁到殷（今河南安阳），故商朝又名“殷商”。《尚书·盘庚》记其事。苏轼说“盘庚之迁，复殷之旧”，是根据《史记·殷本纪》的说法，其文说“汤始居亳”，又说“帝盘庚之时，殷已都河北，盘庚渡河南，复居成汤之故居，……治亳，行汤之政”，故苏轼有云。
②古公迁于岐（qí）：古公亶父，姬姓，名亶，后也称作“周太公”“周大王”。他做周的君主时，率周人由豳（今陕西彬州一带）迁到岐（今陕西岐山东北）。《史记·周本纪》云：“古公亶父复修后稷、公刘之业。……乃与私属遂去豳，度漆、沮，逾梁山，止于岐下。豳人举国扶老携弱，尽复归古公于岐下。及他旁国闻古公仁，亦多归之。于是古公乃贬戎狄之俗，而营筑城郭室屋，而邑别居之。”
③卫文公东徙渡河：卫文公名燬（huǐ），姬姓，卫国国君，前659年至前635年在位。前660年，狄人攻卫国，卫国都城朝歌（今河南淇县）被毁，卫懿公被杀。卫文公即位后，在齐桓公帮助下于黄河南岸的楚丘（今河南滑县东北）建立新都城，卫国得以重新建国。
④齐迁临淄（zī）：齐国为周初吕尚（姜尚）的封地，原都营丘（今山东淄博临淄区故城）。周夷王时，齐胡公（名静）迁都于薄姑（今山东博兴东南），后来齐哀公之弟率营丘人袭击攻杀齐胡公，自立为献公，将都城迁回营丘，改名“临淄”。
⑤晋迁于绛（jiàng）、于新田：晋国始于周成王封叔虞于唐，都翼（今山西翼城东南）。前746年晋昭侯即位后，将叔父成师封在曲沃（今山西闻喜东北），此后居翼城和居曲沃的公族相互攻杀，至前678年曲沃武公夺取晋国政权，并获得周天子（周釐王）的认可。前669年晋献公以绛（今山西翼城东南）为都，前585年晋景公又迁都新田（今山西侯马西）。
⑥“春秋时楚大饥”数句：以上所述史实见于《左传·文公十六年》。楚庄王三年（前611），楚国遭遇饥荒，四周蛮夷庸人、麇（jūn）人等皆率众攻打楚国。申（今河南南阳一带）、息（今河南息县）两地在楚国北境，不敢打开北城门。楚人谋划迁都阪高（今湖北当阳），蒍（wěi）贾说：“不行，我能往，寇亦能往，不如伐庸。”于是在秦人和巴人帮助下消灭了庸（今湖北竹山西南）。楚始大，楚国从此开始强大。
⑦“苏峻之乱”数句：苏峻，字子高，长广郡掖县（今山东莱州）人。东晋将领。晋成帝时庾亮执政，将苏峻兵权解除，咸和二年（327）十一月苏峻以讨庾亮为名，起兵反叛，次年二月攻入建康，专擅朝政。此时温峤、陶侃起兵讨伐，九月苏峻战败被杀。本文所述王导不赞成迁都的事，见《晋书·王导传》：“及贼平，宗庙宫室并为灰烬，温峤议迁都豫章，三吴之豪请都会稽，二论纷纭，未有所适。导曰：‘建康，古之金陵，旧为帝里，又孙仲谋、刘玄德俱言王者之宅。古之帝王不必以丰俭移都，苟弘卫文大帛之冠，则无往不可。若不绩其麻，则乐土为虚矣。且北寇游魂，伺我之隙，一旦示弱，窜于蛮越，求之望实，惧非良计。今特宜镇之以静，群情自安。’由是峤等谋并不行。”卫文大帛之冠，语见《左传·闵公二年》：“卫文公大布之衣，大帛之冠，务材，训农，通商，惠工，敬教，劝学，授方，任能，元年，革车三十乘，季年，乃三百乘。”是指卫文公穿粗布衣，戴厚缯做的冠，这是诸侯居丧期间的服饰（当时堂兄卫懿公和文公之弟卫戴公刚死不久）。王导是劝晋成帝学习卫文公在国家丧亡之际发奋图强，发展经济，劝学授能。
【译文】
盘庚迁都，是回到殷商的旧都。古公亶父迁都到岐，在那时周人和狄人一样，逐水草而居，哪里是难事呢？卫文公东迁渡过黄河，靠着齐国帮助而使国家得以保全。齐国迁都临淄，晋国迁都到绛，又到新田，都是在他们强盛之时，并不是有所畏惧。至于其他因躲避贼寇而迁都的，没有不灭亡的；即便没有立即灭亡，也没有能够重振和复兴的。春秋时楚国发生了大饥荒，各个蛮族反叛，申和息的北门不打开，楚国人商议迁都到阪高。蒍贾说：“不行。我们能够前去那里，贼寇也能前去。”于是依靠秦人、巴人灭掉了庸，而楚国从此强大起来。东晋苏峻叛乱的时候，晋朝几乎要灭亡了，宗庙宫室都成为灰烬。温峤想迁都到豫章，三吴的豪族想迁都到会稽，人们正要跟从，只有王导不同意，说：“金陵，是王者之都。王者不会因为富庶或贫乏而迁都，像春秋时卫文公那样发展经济，劝学授能，到哪里不行呢？否则，即使是乐土的地方也会变成废墟。况且现在北方的敌人正强，一旦示弱，逃窜到蛮越之地，国家的名声和实力都会大受损害！”于是最终没有迁都，而晋室重新安定下来。王导真是贤能啊！可谓是能定夺大事的人！
嗟夫！平王之初，周虽不如楚强，顾不愈于东晋之微乎？使平王有一王导，定不迁之计，收丰、镐之遗民，修文、武、成、康之政，以形势临东诸侯，齐、晋虽强，未敢贰也，而秦何自霸哉？魏惠王畏秦，迁于大梁①；楚昭王畏吴，迁于鄀②；顷襄王畏秦，迁于陈③；考烈王畏秦，迁于寿春④：皆不复振，有亡征焉。东汉之末，董卓劫帝迁于长安⑤，汉遂以亡。近世李景，迁于豫章⑥，亦亡。
【注释】
①魏惠王畏秦，迁于大梁：魏惠王，即梁惠王，姬姓，名䓨（yīnɡ），战国初期魏国国君。魏惠王九年（前361），为避免秦国的侵扰，将国都从安邑（今山西夏县西北）迁到大梁（今河南开封）。
②楚昭王畏吴，迁于鄀（ruò）：楚昭王，芈（mǐ）姓，熊氏，名壬，春秋时楚国国君。楚昭王十年（前506）吴国攻入楚国都城郢（yǐng，今湖北江陵），秦国出兵助楚，吴军撤回。楚昭王十二年（前504）吴国又打败楚国水军，楚国恐惧，将都城从郢迁移至鄀（今湖北宜城）。
③顷襄王畏秦，迁于陈：楚顷襄王，芈姓，熊氏，名横，战国时楚国君主。楚顷襄王二十一年（前278），秦军破郢，楚顷襄王败走，将国都迁于陈（今河南周口淮阳区）。
④考烈王畏秦，迁于寿春：楚考烈王，芈姓，熊氏，名元（一作“完”）。楚顷襄王之子。楚考烈王二十二年（前241），楚、燕、赵、魏、韩五国攻秦，无功而回，楚国迁都寿春（今安徽寿县）。
⑤董卓劫帝迁于长安：董卓，字仲颖，陇西临洮（今甘肃岷县）人。东汉末年的军阀、权臣。初平元年（190）董卓挟持年仅九岁的汉献帝迁都长安，同时焚毁了当时的都城洛阳。
⑥近世李景，迁于豫章：李景，即李璟（jǐng），初名景通，字伯玉，徐州（今属江苏）人。五代时期南唐的第二位皇帝。李璟在位后期，南唐多次被北方的后周侵伐。交泰元年（958）南唐又败于周，李璟割地求和，去帝号，改称国主，使用周的年号。宋建隆二年（961）李璟迁都南昌府（古名豫章，今江西南昌），不久去世。太子李煜（yù）继位后复都江宁府（今江苏南京）。
【译文】
可叹啊！周平王初年，周虽然不如楚强，难道还不如东晋衰微之时吗？假使周平王有一个王导，定下不迁都的计策，收拢丰、镐的遗民，而修行文王、武王、成王、康王的政教，以关中的地形和势力面对山东诸侯，齐国、晋国虽然强大，也不敢有叛逆之心，而秦国又如何能称霸呢？魏惠王畏惧秦国，迁都大梁；楚昭王畏惧吴国，迁都于鄀；楚顷襄王畏惧秦国，迁都于陈；楚考烈王畏惧秦国，迁都寿春：都不能重振，而有灭亡之征兆。东汉末年，董卓挟持皇帝迁都长安，汉朝于是灭亡。近世的李璟，迁都豫章，不久也灭亡了。
故曰：周之失计，未有如东迁之缪者也。
【译文】
所以说：周朝的失策，没有错得像东迁这样离谱的。
秦拙取楚
【题解】
苏洵、苏辙都写有《六国论》，探讨秦是如何吞并六国的，或者说六国失败的原因。苏轼没有写这个题目的史论，但本篇实际上便是回答这个问题的。苏轼认为，秦之所以能并吞六国，是因为他能吸取春秋末年智伯的教训，不同时与多国交战，而是逐一击破。相反，六国却不知学习韩、魏，共同抗秦。尤其是齐国在齐王建的时期，秦国不加兵四十馀年，以巧诈宽慰其心，让齐国坐视三晋及楚、燕等国逐一被秦攻伐灭国，不出一兵，最后自己也为秦国所灭。不过苏轼的这个看法，《史记·田敬仲完世家》已经说过：“（齐）不修攻战之备，不助五国攻秦，秦以故得灭五国。五国已亡，秦兵卒入临淄，民莫敢格者。”苏辙《六国论》也说，距秦较远的齐、楚、燕、赵四国，不但不暗中帮助直接面对秦国的韩、魏二国，反而“贪疆埸（yì）尺寸之利，背盟败约，以自相屠灭，秦兵未出，而天下诸侯已自困矣。至使秦人得间其隙以取其国”，也是归因于各国之间不能共同抗秦。本篇《苏轼文集》卷五题为《论秦》，《经进东坡文集事略》卷十三题为《始皇论上》。
秦始皇帝十八年，取韩；二十二年，取魏；二十五年，取赵、取楚；二十六年，取燕、取齐，初并天下①。
【注释】
①“秦始皇帝十八年”数句：秦始皇，嬴姓，名政，秦庄襄王之子。前247年庄襄王去世，嬴政即位为秦王。秦王政十七年（前230），秦内史胜攻韩，虏韩王安，尽取其地，韩亡。十九年（前228）秦将王翦等攻赵，赵都邯郸城破，赵王迁被虏，公子嘉奔代郡，自立为代王。二十二年（前225），秦将王贲攻魏，国都大梁城破，魏王假被虏，国灭。二十四年（前223），秦将王翦、蒙武破楚军，攻入都城寿春，虏楚王负刍，楚亡。二十五年（前222），秦将王贲攻燕，虏燕王喜，攻代，虏代王嘉。二十六年（前221），秦将王贲攻入齐都临淄，虏齐王建，至此秦统一六国，秦王称“始皇帝”。秦始皇建立了中国首个郡县制的大一统政权，奠定了中国古代两千馀年的政治格局。苏轼此处说“秦始皇帝十八年”不太准确，严格来说，只有二十六年（前221）后秦王才能称“始皇帝”。
【译文】
秦始皇帝十八年（前229），攻取韩国；二十二年（前225），攻取魏国；二十五年（前222），攻取赵国和楚国；二十六年（前221），攻取燕国和齐国，由此统一天下。
苏子曰：秦并天下，非有道也，特巧耳①，非幸也。然吾以为巧于取齐而拙于取楚，其不败于楚者，幸也。乌乎！秦之巧，亦创智伯而已②。魏、韩肘足接而智伯死③，秦知创智伯而诸侯终不知师韩、魏，秦并天下，不亦宜乎！
【注释】
①特：只是。巧：巧诈，机巧诈伪。
②创智伯：智伯，名瑶，春秋末年晋国六卿之一。前490年，晋国的智氏与赵、魏、韩打败了六卿中的另外两家范氏和中行氏。前454年，智伯联合韩、魏攻赵，赵襄子（名无恤）出奔，保守晋阳（今山西太原）。由于智伯盛气凌人，想在灭赵后再灭韩、魏两家，赵襄子派人暗中说服韩、魏，三家合谋，次年（前453）三月丙戌，联手消灭了智氏，共分其地。见《史记·赵世家》。苏轼说“创智伯”，是说秦国以智伯为戒，不同时得罪多国，与多国开战，而是逐一击破。
③魏、韩肘足接：见《战国策·秦策四》：“昔者六晋之时，智氏最强，灭破范、中行，帅韩、魏以围赵襄子于晋阳。决晋水以灌晋阳，城不沉者三板耳（城墙没有被水淹的只有六尺高）。智伯出行水（查看水势），韩康子御（驾车），魏桓子骖乘（陪乘）。智伯曰：‘始吾不知水之可亡人之国也，乃今知之。汾水利以灌平阳（今山西临汾，当时是韩氏都城），绛水利以灌安邑（今山西夏县西北，当时是魏氏都城）。’魏桓子肘韩康子，康子履魏桓子，蹑其踵。肘足接于车上，而智氏分矣。”魏桓子用肘部触碰韩康子，韩康子用脚踩魏桓子的脚后跟，表现出他们对智伯的不满，进而与赵联合消灭了智伯。
【译文】
苏子说：秦国吞并天下，并非有道者之行，其吞并天下的手段只不过是用巧诈，不能说是运气好。然而我觉得，准确地说应该是巧于取齐而拙于取楚，秦国没有败于楚国，其实是运气好。哎！秦国的巧诈手段，也不过是以智伯为戒而已。当初魏桓子与韩康子肘和足相接，于是反戈一击而智伯死，秦国懂得以智伯为戒，而诸侯最终也不知道学习韩、魏相互联合，秦国吞并天下，也有其道理啊！
齐湣王死，法章立①，君王后佐之②，秦犹伐齐也。法章死，王建立六年而秦攻赵，齐、楚救之，赵乏食，请粟于齐，而齐不予。秦遂围邯郸，几亡赵。赵虽未亡，而齐之亡形成矣③。秦人知之，故不加兵于齐者四十馀年。夫以法章之才而秦伐之，建之不才而秦不伐，何也？太史公曰：“君王后事秦谨，故不被兵。”④夫秦欲并天下耳，岂以谨故置齐也哉！吾故曰“巧于取齐”者，所以慰齐之心而解三晋之交也⑤。
【注释】
①齐湣王死，法章立：齐湣王，也作“齐愍王”，名地，战国时齐国国君。前300年至前284年在位。齐湣王十七年（前284），秦、燕、三晋等国联军攻入齐国都城临淄（今山东淄博临淄区），齐湣王逃到莒，后被楚国将领杀死。法章是齐湣王之子，齐湣王死后莒人拥立法章即位，即齐襄王。齐襄王五年（前279），齐将田单攻破燕军，收复齐国失地，齐襄王回到都城临淄。齐襄王十九年（前265），齐襄王去世，其子田建继位，史称“齐王建”。
②君王后：齐襄王法章之妻，太史敫（jiǎo）的女儿。《史记·田敬仲完世家》：“湣王之遇杀，其子法章变名姓为莒太史敫家庸。太史敫女奇法章状貌，以为非恒人（常人），怜而常窃衣食之，而与私通焉。”后来莒人及齐国大臣寻找齐湣王之子，共立法章为王，太史氏女乃为王后，称“君王后”。生子建。齐王建十六年（前249），君王后卒。
③“王建立六年而秦攻赵”数句：齐王建，是齐国最后一代国君，前264年至前221年在位。《史记·田敬仲完世家》：“王建立六年（前260），秦攻赵，齐、楚救之。秦计曰：‘齐、楚救赵，亲则退兵，不亲遂攻之。’赵无食，请粟于齐，齐不听。周子（齐国谋臣）曰：‘……且赵之于齐、楚，扞蔽（抵御保卫）也，犹齿之有唇也，唇亡则齿寒。今日亡赵，明日患及齐、楚。且救赵之务，宜若奉漏瓮沃焦釜（用有窟窿的水瓮往烧干的锅里注水）也。夫救赵，高义也；却秦兵，显名也。义救亡国，威却强秦之兵，不务为此而务爱（吝啬）粟，为国计者过矣。’齐王弗听。秦破赵于长平四十馀万，遂围邯郸。”
④太史公曰“君王后事秦谨，故不被兵”：太史公，此指司马迁。《史记·田敬仲完世家》云：“始，君王后贤，事秦谨，与诸侯信，齐亦东边海上，秦日夜攻三晋、燕、楚，五国各自救于秦，以故王建立四十馀年不受兵。”这里说的“四十馀年”，是指齐王建在位的时间（前264—前221）。苏轼在这里说司马迁认为齐王建之所以不被攻伐，是因为君王后事秦谨，这是对司马迁的误解。《史记·田敬仲完世家》在后面还写到：“君王后死，后胜（人名）相齐，多受秦间金，多使宾客入秦，秦又多予金，客皆为反间，劝王去从（合纵）朝秦，不修攻战之备，不助五国攻秦，秦以故得灭五国。五国已亡，秦兵卒入临淄，民莫敢格者。王建遂降，迁于共。故齐人怨王建不蚤（早）与诸侯合从（纵）攻秦，听奸臣宾客以亡其国。”
⑤解三晋之交：解除齐国与三晋（赵、魏、韩）的联合。
【译文】
齐湣王死后，法章立为齐君，他的妻子君王后辅佐他，秦国仍然来攻伐齐国。法章死后，其子建被立为齐君，到齐王建六年时秦攻赵，齐、楚相救，此时赵国缺乏粮食，向齐国求粮，而齐国不给。秦国便得以包围邯郸，差点儿就灭了赵国。赵国虽然没有灭亡，但齐国灭亡的形势已经出现了。秦国人知道这一点，故而四十馀年都不再攻打齐国。法章是有才能的国君，秦国攻伐齐国，建是无能的国君，秦国却不攻伐，这是为何？太史公司马迁说：“因为君王后小心事奉秦国，故而不被攻伐。”秦国是想要吞并天下的，怎会因为齐国的小心事奉便放过齐国呢！我之所以说“巧于取齐”者，正是因为秦国假意交好以宽慰齐国之心，而让齐国解除了和三晋的联合。
齐、秦不两立，秦未尝须臾忘齐也①，而四十馀年不加兵者，岂其情乎？齐人不悟而与秦合，故秦得以其间取三晋。三晋亡，齐盖岌岌矣②。方是时，犹有楚与燕也，三国合，犹足以拒秦。秦大出兵伐楚、伐燕，而齐不救③，故二国亡，而齐亦虏不阅岁④。如晋取虞、虢也⑤，可不谓巧乎！二国既灭，齐乃发兵守西界，不通秦使⑥。乌呼！亦晚矣。秦初遣李信以二十万人取楚⑦，不克，乃使王翦以六十万攻之，盖空国而战也。使齐有中主具臣知亡之无日⑧，而扫境以伐秦⑨，以久安之齐而入厌兵空虚之秦⑩，覆秦如反掌也。吾故曰“拙于取楚”。
【注释】
①须臾（yú）：片刻。
②岌岌（jí）：危急不安的样子。《孟子·万章上》：“天下殆哉岌岌乎？”赵岐注：“岌岌乎，不安貌也，故曰‘殆哉’。”
③秦大出兵伐楚、伐燕，而齐不救：前227年秦伐燕，前226年秦伐楚。“秦”字原缺，据《百川学海》本、《东坡后集》《苏轼文集》补。
④阅岁：经过一年。据《史记·六国年表》，秦灭楚在秦王（始皇）二十四年（前223），秦灭燕在二十五年（前222），二十六年（前221）虏齐王建，灭齐。
⑤晋取虞、虢（guó）：晋献公十九年（前658），晋派荀息送骏马、璧等给虞公，请求假道（借道）以攻打虢国。虞公贪利，应允借道。虞国大夫宫之奇谏之不听。晋遂伐虢，取虢都下阳（今山西平陆东北），虢徙都上阳（今河南三门峡）。晋献公二十二年（前655），晋再次向虞假道以伐虢，宫之奇复谏，以唇亡齿寒为喻，虞公不听。晋遂破上阳，虢灭。晋国回军时灭虞。事见《左传·僖公二年、僖公五年》《史记·晋世家》。
⑥齐乃发兵守西界，不通秦使：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：“（秦王）二十六年，齐王建与其相后胜（人名）发兵守其西界，不通秦。秦使将军王贲从燕南攻齐，得齐王建。”
⑦秦初遣李信以二十万人取楚：《史记·白起王翦列传》记载，秦灭燕后，秦王（始皇）问李信，用多少人可以取楚？李信说二十万。秦王又问王翦，王翦说六十万。秦王遂派李信、蒙恬等将兵二十万伐楚，初胜而后败。秦王只好再请王翦率兵六十万出征，终灭楚，虏荆王（楚王）负刍。《史记》记王翦说“空秦国甲士而专委于我”，可见秦国差不多是空国而战。
⑧中主：德、才皆为中等的君主。具臣：语出《论语·先进》：“季子然问：‘仲由、冉求可谓大臣与？’子曰：‘……所谓大臣者，以道事君，不可则止。今由与求也，可谓具臣矣。’”朱熹集注：“具臣，谓备臣数而已。”指备位充数的大臣。
⑨扫境：倾全境（国）之力。
⑩厌兵：谓疲于军事行动。
【译文】
齐、秦两国不能并立，秦国从未有片刻忘记要消灭齐国，但四十馀年不攻伐齐国，这岂是它的真实想法？齐国人不明白这一点，却与秦国联合，因此秦国得到时间和机会攻取三晋。三晋灭亡，齐国也就岌岌可危了。但在这个时候，还有楚国与燕国在，如果三国联合，尚足以抵抗秦国。可是秦国派出大军攻伐楚国和燕国时，齐国不救，故而楚、燕二国刚灭亡，不到一年齐国便失败投降了。这就像春秋时晋国攻取虞、虢两国，难道不是用巧诈吗！楚、燕二国既亡，齐国发兵守卫西部边界，不与秦国使者相通。哎！一切都太晚了！秦国先是派李信率二十万人攻伐楚国，没成功，又让王翦率六十万人攻伐，可谓是空国而战。只要齐国有才能普通的中主和具臣，都知道齐亡之日不久，这时如倾全境之力以攻秦，以安定已久的齐国进入厌兵且空虚的秦国，灭秦易如反掌。我因此说秦国“拙于取楚”。
然则奈何？曰：古之取国者必有数①。如取龆齿也②，必以渐，故齿脱而儿不知。今秦易楚，以为龆齿也，可拔，遂抉其口，一拔而取之，儿必伤，吾指为啮③。故秦之不亡者，幸也，非数也。吴为三军迭出以肄楚④，三年而入郢。晋之平吴⑤，隋之平陈⑥，皆以是物也。惟符坚不然⑦，使坚知出此，以百倍之众，为迭出之计，虽韩、白不能支⑧，而况谢玄、牢之之流乎⑨！吾以是知二秦之一律也：始皇幸，胜；而坚不幸耳。
【注释】
①数：方法，技巧。
②龆（tiáo）齿：儿童的乳牙。苏轼《王翦用兵》也作过小儿取齿的比喻：“善用兵者，破敌国当如小儿毁齿，以渐摇撼而后取之，虽小痛而能堪也。若不以渐，一拔而得齿，则取齿适足以杀儿。王翦以六十万人取荆，此一拔取齿之道也，秦亦惫矣，二世而败，坐此也夫！”（《苏轼文集》卷六五，又见稗海本《东坡志林》卷三第二条）
③为啮（niè）：《百川学海》本、《苏轼文集》作“必啮”。
④吴为三军迭出以肄（yì）楚：吴国以三支军队轮换出击，以使楚国劳顿疲惫。事见《左传·昭公三十年》，吴王阖闾问伍员（伍子胥）“伐楚如何？对曰：‘楚执政众而乖，莫适任患。若为三师以肄焉，一师至，彼必皆出。彼出则归，彼归则出，楚必道敝。亟肄以罢（疲惫）之，多方以误之。既罢而后，以三军继之，必大克之。’阖庐（即阖闾）从之，楚于是乎始病。”三年后即阖闾九年（楚昭王十年，前506），吴军攻入楚国都城郢（yǐng，今湖北江陵），楚昭王出逃。肄，劳苦。
⑤晋之平吴：《晋书·羊祜传》云：“帝将有灭吴之志，以祜为都督荆州诸军事、假节，散骑常侍、卫将军如故。……咸宁初，除征南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得专辟召。初，祜以伐吴必藉上流之势。……表留（王）濬监益州诸军事，加龙骧将军，密令修舟楫，为顺流之计。祜缮甲训卒，广为戎备。至是上疏曰：‘……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陆俱下，荆楚之众进临江陵，平南、豫州，直指夏口，徐、扬、青、兖，并向秣陵，鼓旆以疑之，多方以误之，以一隅之吴，当天下之众，势分形散，所备皆急，巴汉奇兵出其空虚，一处倾坏，则上下震荡。吴缘江为国，无有内外，东西数千里，以籓篱自持，所敌者大，无有宁息。……’帝深纳之。”羊祜（hù）卒后二年，吴国平定，武帝以为“此羊太傅之功也”。
⑥隋之平陈：《隋书·高颎传》记载，隋文帝曾问高颎（jiǒnɡ）取陈之策，高颎云：“江北地寒，田收差晚，江南土热，水田早熟。量彼收获之际，微征士马，声言掩袭。彼必屯兵御守，足得废其农时。彼既聚兵，我便解甲，再三若此，贼以为常。后更集兵，彼必不信，犹豫之顷，我乃济师，登陆而战，兵气益倍。又江南土薄，舍多竹茅，所有储积，皆非地窖。密遣行人，因风纵火，待彼修立，复更烧之。不出数年，自可财力俱尽。”开皇九年（589），陈朝灭亡。
⑦符坚：即苻（fú）坚，字永固，略阳临渭（今甘肃秦安）人。氐族。前秦第三位君主。建元十九年（383），苻坚率大军攻打东晋，在淝水之战中大败，前秦随之陷入纷乱，迅速衰败。事见《晋书·苻坚载记》。
⑧韩、白：指韩信、白起。韩信是西汉初大将，白起是战国时秦国的大将。唐宋人论名将，常以“韩白”并称。苏轼《王仲仪真赞》也有：“虽有韩、白之勇，良、平之奇，岂能坐胜默成如此之捷乎？”（《苏轼文集》卷二一）
⑨谢玄：字幼度，陈郡阳夏（今河南太康）人。东晋名将。谢安的侄子。太元八年（383）谢玄、谢石、谢琰等率军抗击前秦军队，取得淝水之战的胜利。谢玄乘胜收复兖、青、司、豫四州，以功封康乐县公。《晋书》有传。牢之：刘牢之，字道坚，徐州彭城（今江苏徐州）人。东晋名将。谢玄镇守广陵时，刘牢之入为参军。后随谢玄参加淝水之战，随军北伐，平定孙恩之乱，均有战功。《晋书》有传。
【译文】
那么秦应该怎么做呢？曰：古时候攻取别国都有方法手段。好比给小孩取乳牙，必须慢慢来，如此则乳牙脱落小孩也不知道。现在秦国攻取楚国，以为那是乳牙，可以拔掉，于是打开其口，猛然拔取，小孩必然受伤，而大人的手指也会被咬伤。所以说，秦国没有灭亡，是运气好，不是方法得当。春秋时吴国派三支大军轮番出击，令楚国劳顿疲惫，三年后终于攻入其国都郢都。晋朝平定吴，隋朝平定陈，都是用这样的策略。只有苻坚不是这样，如果他知道这策略，以百倍于敌方的大军，实行轮番出击的打法，哪怕韩信、白起也不能抵挡支撑，何况是谢玄、刘牢之这样的一些人！由此可知，战国时的秦和十六国时期的秦是一样的：秦始皇运气好，成功了，而前秦苻坚的运气差，失败了。
秦废封建
【题解】
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，废封建，立郡县，但在之后的两千馀年时间里，某些朝代的某些时期还实行过部分的封建制度，历代学者对封建和郡县两种制度的利弊，以及在当时的适宜情况，有过很多讨论，本文就提到了曹元首、陆机、李百药等人。而柳宗元撰写《封建论》认为，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等人，并非不想改变封建之制，但无能为力，是“势不可也”，因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必然形成封建之势，并非圣人之意。文章后面说到：“秦之所以革之者，其为制，公之大者也；其情，私也，私其一己之威也，私其尽臣畜于我也，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。”将问题的讨论推向了一个新维度。柳宗元的看法得到苏轼的热烈赞扬，“当为万世法”。而且，和柳宗元论述三代不能改封建是因为“势”的论说角度相似，苏轼认为秦始皇分郡县、置守宰是因为“时”。南宋理学家黄震对此批评道：“谓秦罢侯置守为时所趋可矣，以柳宗元之论为万世法，恐主之已甚也。昔五帝、三王以盛德为天下共主，而听其人之自治，秦始力战而兼有之，尺布斗粟，皆输王府矣。顾以帝王为私，秦为公，孰公孰私耶？”（《黄氏日抄》卷六二《苏文·后集·志林》）郡县制强化了皇帝之“家天下”，破坏了自治，是应予指出的。又见《苏轼文集》卷五《论封建》。《经进东坡文集事略》卷十四题为《始皇论中》。
秦初并天下，丞相绾等言①：“燕、齐、荆地远，不置王无以镇之，请立诸子。”始皇下其议，群臣皆以为便。廷尉斯曰②：“周文、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③，然后属疏远，相攻击如仇讎④，诸侯更相诛伐，天子不能禁止。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，皆为郡县，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⑤，甚足易制。天下无异意，则安宁之术也。置诸侯不便。”始皇曰：“天下共苦战斗不休，以有侯王。赖宗庙天下初定，又复立国，是树兵也，求其宁息，岂不难哉！廷尉议是。”分天下为三十六郡，郡置守、尉、监。
【注释】
①丞相绾（wǎn）：王绾，秦朝丞相。在秦国统一天下后，丞相王绾与御史大夫冯劫、廷尉李斯建议秦王称“泰皇”，秦王取其“皇”字，改名为皇帝，并自称“始皇帝”。王绾又建议分封诸侯，秦始皇未采纳。以下文字见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。
②廷尉斯：李斯，楚国上蔡（今河南上蔡）人。李斯在楚国时师从荀子，后入秦辅佐秦王嬴政统一六国。秦朝建立后为丞相，建言“定一尊”，禁私学，除文学诗书、百家语。秦始皇死后，赵高说服李斯伪造遗诏，迫令秦始皇长子扶苏自杀，立少子胡亥为二世皇帝。后为赵高和秦二世所杀。《史记》有传。见本卷《赵高李斯》。
③周文、武：周文王、周武王。见本卷《武王非圣人》注所封子弟同姓甚众：武王伐纣得天下，分封子弟、同姓（姬姓）、功臣以及古帝王之后为各地诸侯。《史记·周本纪》云：“于是封功臣谋士，而师尚父为首封。封尚父于营丘，曰齐。封弟周公旦于曲阜，曰鲁。封召公奭（shì）于燕。封弟叔鲜于管，弟叔度于蔡。馀各以次受封。”此后周武王子成王又封康叔于卫，封叔虞于唐（后为晋侯）。《左传·僖公二十三年》：“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（和），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。管、蔡、郕、霍、鲁、卫、毛、聃、郜、雍、曹、滕、毕、原、酆、郇，文之昭也；邘、晋、应、韩，武之穆也；凡、蒋、邢、茅、胙、祭，周公之胤（子嗣）也。”这些分别是周文王、周武王和周公及成王所封之地（国）。
④仇讎（chóu）：仇敌，对头。
⑤以公：原作“供”，据《苏轼文集》《经进东坡文集事略》及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改。《百川学海》本、《东坡后集》作“公”。
【译文】
秦国统一天下之初，丞相王绾等人进言说：“燕、齐、楚之地偏远，不在那里设王就无法镇抚，请封立秦国的诸子为王。”秦始皇把建言发下给群臣商议，群臣都认为这样做有利。廷尉李斯说：“周文王、周武王分封子弟和同姓亲属很多，可是他们的后代逐渐疏远，互相攻杀，像仇人一样，诸侯之间互相征战，周天子无法阻止。现在天下仰赖陛下神灵而得统一，划分成了郡县，皇子和功臣用国家的赋税重赏恩赐，足以控制。如此则天下没有异心，这才是使天下安宁的好办法。总之设置诸侯是没有好处的。”秦始皇说：“天下人皆苦于战争无休无止，就是因为有各地的诸侯王。现在我倚仗宗庙的神灵，天下刚刚安定，如果又设立诸侯国，就等于是树立兵乱之源，想要天下安宁，人民休息，岂不是困难吗！廷尉说得对。”于是分天下为三十六个郡，每郡都设置守、尉、监。
苏子曰：圣人不能为时，亦不失时①。时非圣人之所能为也，能不失时而已。三代之兴②，诸侯无罪不可夺削，因而君之虽欲罢侯置守，可得乎？此所谓不能为时者也。周衰，诸侯相并，齐、晋、秦、楚皆千馀里，其势足以建侯树屏③。至于七国皆称王④，行天子之事，然终不封诸侯，不立强家世卿者，以鲁三桓、晋六卿、齐田氏为戒也⑤。久矣！世之畏诸侯之祸也。非独李斯、始皇知之。始皇既并天下，分郡邑，置守宰，理固当然。如冬裘夏葛⑥，时之所宜，非人之私智独见也，所谓不失时者，而学士大夫多非之。汉高帝欲立六国后，张子房以为不可⑦，世未有非之者。李斯之论与子房何异？世特以成败为是非耳。高帝闻子房之言，吐哺骂郦生⑧，知诸侯之不可复，明矣。然卒王韩、彭、英、卢⑨，岂独高帝，子房亦与焉⑩。故柳宗元曰⑪：“封建非圣人意也，势也。”
【注释】
①圣人不能为时，亦不失时：语出《战国策·秦策三》：“圣人不能为时，时至而弗失。”《吕氏春秋·恃君览·召类》亦云：“圣人不能为时，而能以事适时。事适于时者，其功大。”
②三代：指夏、商、周三个朝代。
③建侯树屏：语出《尚书·康王之诰》：“乃命建侯树屏，在我后之人。”孔颖达疏：“封立贤臣为诸侯者，树之以为藩屏。”意谓封立诸侯作为中央之屏障。
④七国：战国时期的七国，指秦、齐、楚、燕、赵、魏、韩。
⑤鲁三桓：指春秋时鲁国大夫孟孙（仲孙）、叔孙、季孙氏三家，都是鲁桓公的后代，故称“三桓”，三家势力强大，侵夺鲁国政权。见本卷《论鲁三桓》。晋六卿：晋国六个势力强大的公族，即范、中行、知（智）、赵、韩、魏六氏。见本卷《秦拙取楚》。齐田氏：指齐国的田氏，出自陈厉公之子完，妫（ɡuī）姓，田（陈）氏。他避祸奔齐，以田为氏。齐国本为齐太公之后，姜姓。田氏数代之后成为齐国大族，逐渐控制齐国朝政。齐康公十九年（前386）田和将齐康公迁于海上，让周天子（周安王）承认自己为诸侯。二十六年（前379）齐康公卒，田和之孙田因齐为齐威王。
⑥冬裘（qiú）夏葛：冬天穿裘皮衣，夏天穿葛布制成的薄衣。
⑦汉高帝欲立六国后，张子房以为不可：张良，字子房，其祖、父皆为韩国相。张良是汉初杰出的谋臣，辅佐刘邦建立汉朝，封留侯。据《史记·留侯世家》记载，汉三年（前204），汉王刘邦被项羽军围困，与郦食其（yì jī）商议谋略。郦食其劝说汉王刘邦复立六国后世子孙，以获得六国遗民的支持。张良听说后反对此计，提出此事有八不可，刘邦听后大骂郦食其。
⑧吐哺（bǔ）：吐出嘴里的食物。《史记·留侯世家》记载，当郦食其劝刘邦封六国、张良说了八不可的意见后，“汉王辍食吐哺，骂曰：‘竖儒，几败而公事！’”
⑨韩、彭、英、卢：指韩信、彭越、英布、卢绾（wǎn）。汉初时刘邦陆续分封了八个异姓王，分别是楚王韩信（初封齐王）、梁王彭越、赵王张耳、淮南王英布、燕王臧荼、韩王韩信、燕王卢绾和长沙王吴芮。韩信，淮阴（今江苏淮安淮阴区）人。汉四年（前203）灭齐后封齐王，次年灭项羽后封楚王。汉十年（前197）陈豨（xī）在代地反叛，刘邦出征，韩信欲里应外合，计泄被杀。彭越，砀郡昌邑（今山东巨野南）人。楚汉相争时助汉击楚，参与垓下（今安徽灵璧东南）之战，因功封梁王。高帝十一年（前196）被杀。英布，又名“黥布”，六县（今安徽六安）人。楚汉相争时，英布背楚投汉，刘邦封其为淮南王。高帝十一年（前196）被杀。卢绾，丰县（今属江苏）人。汉五年（前202）以击臧荼功封燕王。高帝十二年（前195）刘邦派樊哙等讨卢绾，卢绾逃入匈奴，不久去世。
⑩子房亦与焉：张良也参与了刘邦封建侯王之事。《史记·高祖本纪》记韩信平定齐地后，派人向汉王要求封自己为齐之“假王”，“汉王欲攻之。留侯曰：‘不如因而立之，使自为守。’乃遣张良操印绶立韩信为齐王”。《史记·淮阴侯列传》更详载其事。《史记·魏豹彭越列传》记载汉五年（前202）汉王被项羽击败后，召彭越并力击楚，彭越在魏地，不愿出兵。张良建言：韩信刚封为齐王，心中并不踏实。彭越平定梁地（魏）有功，汉王封他魏相国，魏王豹死后他想做魏王。不如和他二人约定，如果打败项羽，自睢阳以北至谷城封给彭越为王，从陈以东至大海给韩信。汉王如能拿出这两块地许给二人，二人便会为王击楚。汉王遵行。二人参与垓下之战，遂破楚。汉王称皇帝，徙韩信为楚王，封彭越为梁王。
⑪柳宗元：字子厚，蒲州河东（今山西永济）人。唐代文学家。撰有《封建论》一文。后引“封建非圣人意也，势也”，即见该文。
【译文】
苏子说：圣人不能创造时机，也不会错过时机。时机不是圣人所能创造的，圣人只是能够不失时机而已。三代之兴，诸侯无罪不可以剥夺其封爵土地，君王想废爵而设置官守，哪有可能呢？这就是所谓不能创造时机。周朝衰落之时，诸侯相并齐、晋、秦、楚诸国皆有上千里的地，其势力足以在本国封土建侯，树立屏障，然而七国都称王，行天子之事，始终不封诸侯，不设公族和世袭公卿，都是以鲁国的三桓、晋国的六卿、齐国的田氏为戒啊。世人畏惧诸侯之祸患很久了！不只是李斯、秦始皇懂得这一点。秦始皇吞并天下后，分置郡县，设立官守，道理上本来就应当是如此的。这就好比冬天穿裘皮，夏天穿葛衣，是因为适宜天时，不是由于个人有独到的智慧和见识，这就是不失时，但有不少学士大夫却非议李斯和秦始皇不封建。然而汉高帝想封六国君王的后人，张良以为不可，世人却没有非议张良的。可李斯之论和张良又有什么区别呢？世人不过是以成败论是非罢了。汉高帝听了张良的话，大骂郦食其，知道诸侯不可再立，道理很明白了。然而后来又封韩信、彭越、英布、卢绾等人，而且不只是高帝，张良也参与了。所以柳宗元说：“封建并不是圣人的本意，是形势不得不如此。”
昔之论封建者，曹元首、陆机、刘颂①，及唐太宗时魏徵、李百药、颜师古②，其后有刘秩、杜佑、柳宗元③。宗元之论出，而诸子之论废矣，虽圣人复起，不能易也。故吾取其说而附益之，曰：凡有血气必争④，争必以利，利莫大于封建。封建者，争之端而乱之始也。自书契以来，臣弑其君，子弑其父，父子兄弟相贼杀，有不出于袭封而争位者乎？自三代圣人以礼乐教化天下，至刑措不用，然终不能已篡弑之祸。至汉以来⑤，君臣父子相贼虐者，皆诸侯王子孙，其馀卿大夫不世袭者⑥，盖未尝有也。近世无复封建，则此祸几绝。仁人君子，忍复开之欤？故吾以为李斯、始皇之言，柳宗元之论，当为万世法也。
【注释】
①曹元首：曹冏（jiǒng），字元首，魏明帝曹叡之子，封清河王。著《六代论》（收入《文选》卷五二）。陆机：字士衡，吴郡（今江苏苏州）人。西晋著名诗人。著有《五等诸侯论》（收入《文选》卷五四）。刘颂：字子雅，广陵（今江苏扬州广陵区）人。《晋书·刘颂传》载其上疏，论封建之利：“为社稷计，莫若建国”，“周之建侯，长享其国，与王者并，远者仅将千载，近者犹数百年”，希望能“建籓屏之固”。曹冏、陆机、刘颂之论，均以三代封建为长治久安之策。
②魏徵：字玄成，钜鹿下曲阳（今河北晋州西）人。唐初大臣，学者。李百药：字重规，定州安平（今河北安平）人。隋内史令李德林之子。唐太宗时历官中书舍人、礼部侍郎。《贞观政要·论封建》详载其论封建的上疏。颜师古：名籀（zhòu），字师古，京兆万年（今陕西西安）人。隋唐之际著名学者。颜师古有《论封建表》（见《全唐文》卷一四七）。《新唐书·宗室传》赞对以上三人的观点有所概括，云：“时天下已定，帝与名臣萧瑀等喟然讲封建事，欲与三代比隆，而魏徵、李百药皆谓不然。徵意以唐承大乱，民人凋丧，始复生业，遽起而瓜分之，故有五不可之说。百药称帝王自有命，历祚之短长不缘封建。又举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祸，亟于哀、平、桓、灵，而诋曹元首、陆士衡之言以为缪悠。而颜师古独议建诸侯，当少其力，与州县杂治，以相维持。”
③刘秩：字祚卿，徐州彭城（今江苏徐州）人。唐代学者。见卷四《人物·房琯陈涛斜事》。《新唐书·宗室传》赞云：“至名儒刘秩目武氏之祸，则建论以为设爵无土，署官不职，非古之道，故权移外家，宗庙绝而更存。存之之理，在取顺而难逆；绝之之原，在单弱而无所惮。至谓郡县可以小宁，不可以久安。大抵与曹、陆相上下。”杜佑：字君卿，京兆万年（今陕西西安）人。唐代宰相，学者。见卷四《人物·房琯陈涛斜事》。杜佑《通典》卷三一《王侯总叙》对封建和郡县各自的优劣有论述，云：“若以为人而置君，欲求既庶，诚宜政在列郡，然则主祀或促矣。若以为君而生人，不病既寡，诚宜政在列国，然则主祀可永矣。主祀虽永乃人鲜，主祀虽促则人繁。建国利一宗，列郡利万姓。损益之理，较然可知。夫立法作程，未有不弊之者，固在度其为患之长短耳。政在列国也，其初有维城磐石之固，其末有下堂中肩之辱。远则万国屠灭，近则鼎峙战争，所谓其患也长。政在列郡也，其初有四海一家之盛，其末有土崩瓦解之虞。”
④凡有血气必争：语见《左传·昭公十年》：“凡有血气，皆有争心，故利不可强，思义为愈。”
⑤至汉以来：《经进东坡文集事略》作“秦汉以来”。
⑥卿大夫：《经进东坡文集事略》作“卿士大夫”。
【译文】
过去论述封建的人，有曹元首、陆机、刘颂，以及唐太宗时的魏徵、李百药、颜师古，后来还有刘秩、杜佑、柳宗元。柳宗元的《封建论》出来后，前面各家的议论都可以弃置了，哪怕圣人复出，也无法改变。我根据柳宗元的说法再补充一点：凡有血气的人必定会争斗，争的都是利益，而最大的利益莫过于封土建国。所以封建，就是争斗和祸乱的起始。自从有书籍记载以来，臣弑其君，子弑其父，父子兄弟互相残杀，有不因为承袭爵土而争位的吗？三代圣人起初都以礼乐教化天下，曾到了刑罚都弃置不用的地步，然而最终却不能停息篡弑之祸。汉代以来，君臣父子相互残杀的，都是诸侯王的子孙，而那些不能世袭的卿和大夫，却没有这种事情。近世不再封建，这种篡弑之祸基本上绝迹了。仁人君子忍心重启祸端吗？所以我认为李斯和秦始皇的话，柳宗元的论述，应当作为万世之法。
论子胥种蠡
【题解】
此篇论春秋时期的伍子胥、文种、范蠡三人，主要是范蠡、伍子胥二人。对于范蠡，苏轼认为其离开吴国后“好货”，不是有道者所为，如果能像鲁仲连那样隐于海上，终身不见，“则去圣人不远矣”。论伍子胥，主要是针对扬雄的批评而发，扬雄认为“三谏不去、鞭尸籍馆”是伍子胥的罪过，苏轼认为伍子胥是吴之宗臣，要与国存亡，而鞭尸是复仇，籍馆是阖闾之命，皆非其罪。古人多有对伍子胥和范蠡的评论，除本文所及外，如《越绝书·叙外传记》云，“子胥勇而智，正而信。范蠡智而明，皆贤人”，“范蠡单身入越，主于伯，有所不合，故去也”，“去止（臣谏君不从则去，陈力就列不能者止），事君之义也。义无死，胥死者，受恩深也。今（如果）蠡犹重也，不明甚矣”，“范蠡遭世不明，被发佯狂，无正不行，无主不止。色斯而举，不害于道。亿则屡中，货财殖聚。作诈成伯，不合乃去”。汉唐时人并不认为“亿则屡中，货财殖聚”是有损德行的事，司马迁也说范蠡“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，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。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”（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）。而苏轼批评范蠡聚敛财货，则反映出宋人的新观念。本篇在《经进东坡文集事略》卷十三中分为《范蠡论》与《子胥论》两篇，《范蠡论》为本篇前二段，《子胥论》篇首增加了一段叙事：“楚平王既杀伍奢、伍尚，而伍子胥亡入吴，事吴王阖闾。及楚平王卒，子昭王立后，子胥与孙武兴兵及唐蔡，伐楚，夹汉水而阵，楚大败。于是吴王乘胜而前，五战遂至郢。楚昭王出亡，吴兵入郢。子胥求昭王既不得，乃掘平王墓，出其尸，鞭之五百，以报父兄之仇。”其下“苏子曰”则为本篇第三段。中华书局本《苏轼文集》从之亦分作两篇，分别题为《论范蠡》《论伍子胥》。
越既灭吴①，范蠡以为勾践为人长颈鸟喙②，可与共患难，不可与共逸乐，乃以其私徒属浮海而行，至于齐。以书遗大夫种曰③：“蜚鸟尽，良弓藏，狡兔死，走狗烹。子可以去矣！”
【注释】
①越既灭吴：前514年吴王阖闾即位后，任用逃亡到吴国的楚国人伍子胥，还有齐国人孙武，加强战备，前506年打败楚军，攻入楚国都城郢。楚国后来联越制吴。前496年越国新君勾践即位，吴国兴兵攻伐，却被打败，阖闾临终前命其子夫差“必毋忘越”。前494年越王勾践先发制人，却被吴国打败，被围困在会稽山，求和乞命。此后勾践励精图治，任用范蠡、文种，恢复国力。吴、越两国又经多次战争，至前473年勾践攻入吴国都城姑苏（今江苏苏州），俘获夫差，夫差自杀，吴国灭亡。
②范蠡（lí）：字少伯，又称“鸱（chī）夷子皮”“陶朱公”，春秋时楚国人。前494年越国被吴国打败后，范蠡为越王勾践谋划，又前往吴国为奴二年。前473年越灭吴后，范蠡离开吴国到齐国，耕田、经商，获利颇丰。见《史记·越王勾践世家》。勾践：春秋末年越国国君，越王允常之子，前496年至前465年在位。《史记·越王勾践世家》记其灭吴之后，“乃以兵北渡淮，与齐、晋诸侯会于徐州，致贡于周。周元王使人赐勾践胙（封赏），命为伯。勾践已去，渡淮南，以淮上地与楚，归吴所侵宋地于宋，与鲁泗东方百里。当是时，越兵横行于江淮东，诸侯毕贺，号称霸王”。鸟喙（huì）：鸟的尖嘴。原作“乌喙”，后文两处亦是，均据《百川学海》本、《东坡后集》《苏轼文集》改。
③大夫种：文种，春秋时楚国人。越国大臣和谋略家。曾任楚国的宛（今河南南阳）令，后与范蠡入越，共同辅佐越王勾践灭吴。此后范蠡离开越国去齐国，“自齐遗大夫种书曰：‘蜚（飞）鸟尽，良弓藏；狡（健）兔死，走狗烹。越王为人长颈鸟喙，可与共患难，不可与共乐。子何不去？’”（《史记·越王勾践世家》）有人进谗言说文种将要作乱，勾践命其自杀。
【译文】
越国灭吴之后，范蠡认为勾践的面相是长颈鸟嘴，这种人可与他共患难，不可与他共安乐，便带着家人和徒众由海路到了齐国。他写给大夫文种一封信，说：“飞鸟尽，良弓藏，狡兔死，走狗烹。你可以离去了！”
苏子曰：范蠡知相其君而已，以吾相蠡，蠡亦鸟喙也。夫好货，天下之贱士也，以蠡之贤，岂聚敛积财者？何至耕于海滨，父子力作，以营千金，屡散而复积①，此何为者哉？岂非才有馀而道不足，故功成名遂身退②，而心终不能自放者乎？使勾践有大度，能始终用蠡，蠡亦非清净无为而老于越者也，故曰“蠡亦鸟喙也”。鲁仲连既退秦军③，平原君欲封连，以千金为寿。笑曰：“所贵于天下士者，为人排难解纷而无所取也。即有取，是商贾之事，连不忍为也。”遂去，终身不复见④。逃隐于海上，曰：“吾与富贵而诎于人，宁贫贱而轻世肆志焉！”使范蠡之去如鲁连，则去圣人不远矣。呜呼！春秋以来，用舍进退未有如蠡之全者⑤，而不足于此，吾以是累叹而深悲焉。
【注释】
①屡散而复积：范蠡积财事见《史记·越王勾践世家》：“范蠡浮海出齐，变姓名，自谓鸱夷子皮，耕于海畔，苦身戮力，父子治产。居无几何，致产数十万。……尽散其财……止于陶，……复约要父子耕畜废居，候时转物，逐什一之利。居无何，则致资累巨万。天下称‘陶朱公’。”原无“积”字，据《百川学海》本、《东坡后集》《苏轼文集》补。
②功成名遂身退：《老子》（河上公本）第九章：“功成、名遂、身退，天之道。”李白《悲歌行》诗：“范子何曾爱五湖，功成名遂身自退。”（苏轼认为此诗是伪作）
③鲁仲连既退秦军：前259年，秦军围攻赵国都城邯郸，魏国使者劝说赵国尊秦为帝，以换取退兵。鲁仲连见使者，说服他改变主张，秦军闻之而退兵五十里。魏公子信陵君率魏军来救赵，秦军撤去。后十馀年燕国攻齐，鲁仲连又助齐将田单收复聊城，他射书给占据聊城的燕国将军，令其自裁而死。“（田单）归而言鲁连，欲爵（封爵）之。鲁连逃隐于海上，曰：‘吾与富贵而诎（qū）于人，宁贫贱而轻世（指轻慢藐视世俗）肆志（指纵情、快意）焉。’”（《史记·鲁仲连邹阳列传》）
④“平原君欲封连”数句：平原君，赵胜，赵武灵王之子，赵惠文王之弟，号平原君，战国四公子之一。《史记·鲁仲连邹阳列传》记载，邯郸围解后，“平原君欲封鲁连，鲁连辞让者三，终不肯受。平原君乃置酒，酒酣起前，以千金为鲁连寿（以千金为礼）。鲁连笑曰：‘所贵于天下之士者，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取也。即有取者，是商贾之事也，而连不忍为也。’遂辞平原君而去，终身不复见。”
⑤用舍：出自《论语·述而》：“子谓颜渊曰：‘用之则行，舍之则藏，唯我与尔有是夫！’”指任用和不任用。进退：指仕进和退隐。《周易·乾卦·文言》：“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，其唯圣人乎！”苏轼《贺欧阳少师致仕启》：“是以用舍行藏，仲尼独许于颜子；存亡进退，《周易》不及于贤人。”（《苏轼文集》卷四七）
【译文】
苏子说：范蠡只知道看勾践的面相，以我来看范蠡的面相，范蠡也有鸟喙那样的尖嘴。贪财者，是天下士人中的贱士，以范蠡的贤明，怎会是聚敛财货的人？为何到海滨去耕种，父子竭力劳作，经营挣得千金，屡次用完后又积攒，这是在干什么呢？岂不是才能有馀而道德不足，所以虽然能功成名就，身退于越，而心里始终不能纵情的人吗？假使勾践大度，始终重用范蠡，恐怕范蠡也不是能够清净无为、终老越国的人，所以我说“范蠡也长了鸟喙”。鲁仲连令秦军退却之后，平原君要封赏他，以千金为礼。鲁仲连笑着说：“天下士人所看重的，是为人排难解纷后一无所取。如果因此获取好处，那是商贾的事，我鲁仲连做不了这样的事。”于是离去，终身不再出现。他隐居于海上，说：“与其为了富贵而屈从于别人，不如安享贫贱却笑傲俗世，纵情快意！”假如范蠡离开越国也像鲁仲连那样，那么他的行为就接近圣人了。唉！自春秋以来，在入出进退之间没人能像范蠡那样完备的，但在对待财货的事情上范蠡有些缺憾，因此我常为此而感慨悲叹。
子胥、种、蠡皆人杰①，而扬雄②，曲士也③，欲以区区之学疵瑕此三人者④：以三谏不去、鞭尸籍馆，为子胥之罪⑤；以不强谏勾践而栖之会稽，为种、蠡之过⑥。雄闻古有三谏当去之说⑦，即欲以律天下士，岂不陋哉！三谏而去，为人臣交浅者言也⑧，如宫之奇、洩冶乃可耳⑨。至如子胥，吴之宗臣⑩，与国存亡者也，去将安往哉？百谏不听，继之以死，可也。孔子去鲁，未尝一谏⑪，又安用三？父不受诛，子复仇⑫，礼也。生则斩首，死则鞭尸，发其至痛，无所择也。是以昔之君子皆哀而恕之，雄独非人子乎？至于籍馆，阖闾与群臣之罪，非子胥意也。勾践困于会稽，乃能用二子，若先战而强谏以死之，则雄又当以子胥之罪罪之矣。此皆儿童之见，无足论者，不忍三子之见诬，故为之言。
【注释】
①子胥：伍子胥，名员，字子胥，春秋楚国人。其父伍奢、其兄伍尚被楚平王所杀，伍子胥逃至吴国。前514年吴王阖闾即位，以伍子胥为辅佐，大败楚军，入楚都郢，伍子胥鞭楚平王尸。阖闾死后，夫差不听伍子胥劝谏，放走越王勾践。吴国北伐齐国，夫差也不听伍子胥劝谏。最后伍子胥被夫差赐死。事见《史记·伍子胥列传》。
②扬雄：字子云，蜀郡郫县（今四川成都郫都区）人。汉代文学家，学者。著有《法言》《太玄》《蜀王本纪》等书。《汉书》有传。
③曲士：《庄子·秋水》：“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，笃于时也；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，束于教也。”司马彪注：“曲士，乡曲之士也。”指见识不足、孤陋寡闻的人。
④区区之学：微不足道的学问。疵瑕：指责，批评。
⑤以三谏不去、鞭尸籍馆，为子胥之罪：扬雄认为伍子胥三次进谏夫差而不被采纳，却没有离去，另外还曾鞭打楚平王尸，霸占楚国君臣家产宫室，这些都是他的过错。见扬雄《法言·重黎》：“或问：‘子胥、种、蠡孰贤？’曰：‘胥也，俾吴作乱，破楚入郢，鞭尸籍馆（吴国国君和大臣住在楚王及其大臣之家），皆不由德。谋越谏齐不式（用），不能去，卒眼之（伍子胥被杀时请求挖下他的眼睛置于吴东门，观越之灭吴）。种、蠡不强谏而山栖（困在山上），俾其君诎社稷之灵而童仆（为吴王之仆），又终弊吴。贤皆不足卲（美）也。至蠡策种而遁（隐遁），肥矣哉！’”所谓“籍馆”，是说吴入郢后，“君居其君之寝，而妻其君之妻；大夫居其大夫之寝，而妻其大夫之妻”（《穀梁传·定公四年》）。
⑥不强谏勾践而栖之会稽（kuài jī），为种、蠡之过：扬雄认为，文种、范蠡没有努力劝谏勾践，让他兴兵伐吴，终至失败，被围困在会稽山上，这是二人的过错。
⑦三谏当去：《礼记·曲礼下》：“为人臣之礼：不显谏，三谏而不听，则逃之。”《公羊传·庄公二十四年》：“三谏不从，遂去之，故君子以为得君臣之义也。”《孟子·万章下》记孟子说贵戚之卿与异姓之卿的不同，前者“君有大过则谏，反覆之而不听，则易位（废除国君）”，后者“君有过则谏，反覆之而不听，则去”。扬雄认为伍子胥是异姓之卿，应离开吴国。
⑧交浅：原作“浅交”，据《百川学海》本、《东坡后集》《经进东坡先生文集事略》《苏轼文集》改。
⑨宫之奇：春秋时虞国人。晋献公十九年（前658），晋派荀息送骏马、璧等给虞公，请求假道（借道）以攻打虢国。宫之奇进谏不听，晋遂伐虢，取虢都下阳（今山西平陆南），虢徙都上阳（今河南三门峡）。晋献公二十二年（前655），晋再次向虞假道以伐虢，宫之奇以唇亡齿寒的道理进谏虞公，虞公仍然不听，允许借道。宫之奇只好带着族人离开虞国。洩冶：春秋时期陈国的大夫。陈灵公十四年（前600），陈灵公、孔宁、仪行父都和夏姬有私情，他们将夏姬的内衣拿到朝堂上嬉戏。洩冶进谏，孔宁与仪行父请求杀死洩冶，灵公不阻止，洩冶乃死。事见《左传·宣公九年》。《孔子家语·子路初见》记载子贡问洩冶和比干谏而死，可谓仁乎，孔子说：“比干于纣，亲则诸父，官则少师，忠报之心在于宗庙而已，固必以死争之，冀身死之后，纣将悔寤，其本志情在于仁者也；洩冶之于灵公，位在大夫，无骨肉之亲，怀宠不去，仕于乱朝，以区区之一身，欲正一国之淫昏，死而无益，可谓狷矣。”
⑩宗臣：位高名重的大臣。
⑪孔子去鲁，未尝一谏：鲁定公十四年（前496）孔子为鲁国司寇，摄行相事。齐国送来女乐，季桓子和鲁君往观之，三日不听政，郊祭的膰（fán）肉也不送给孔子，孔子于是离开鲁国，开始十馀年的周游列国之行。《论语·微子》：“齐人归女乐，季桓子受之，三日不朝。孔子行。”《孟子·告子下》：“孔子为鲁司寇，不用，从而祭，燔肉不至，不税冕（脱去礼冠）而行。”见本卷《论鲁三桓》。
⑫父不受诛，子复仇：《公羊传·定公四年》：“父不受诛，子复仇，可也。”不受诛，是无罪而受诛的意思。这种情况下子可以为父复仇。原无“不”字，据《百川学海》本、《东坡后集》补。复仇，《越绝书·越绝篇叙外传记》：“臣不讨贼，子不复仇，非臣子也。”
【译文】
伍子胥、文种、范蠡都是杰出的人物，而扬雄只是孤陋寡闻的人，却以他浅薄的学识挑剔这三人：以三次劝谏而不去、鞭打楚平王尸体、霸占楚国国君和公卿的宫室，作为伍子胥的罪过；以不极力劝谏勾践勿伐吴，使勾践被困于会稽，是文种、范蠡的过失。扬雄听说古人有三次进谏不获接纳便离去的说法，便想用这来衡量天下士人，岂不是太鄙陋了！大臣三次进谏不听便离去，那是对那些与国君交情浅的人臣说的，像宫之奇、洩冶那样的人是可以的。而伍子胥身为吴国的重臣，便应与吴国共存亡，就算离开又能去哪里呢？上百次的进谏后君王都不接纳，接着以死进谏也可以。而像孔子离开鲁国，没有进谏一次，又何需三谏而后离去？父亲无罪而被诛杀，儿子为父报仇，这是礼。仇人若活着就斩首，死了就鞭尸，发泄其心中深深的悲痛，舍此别无选择。所以过去的君子会同情并宽恕伍子胥的行为，扬雄难道不是人之子吗？至于籍馆之事，是吴王阖闾和群臣的罪过，并非伍子胥的本意。勾践被围困于会稽后，才能重用文种和范蠡二人，如果他们在开战前极力进谏并为此而死，那么扬雄又会以伍子胥的罪名加于他们身上了。这些本来都是儿童之见，不足论辩，只是我不忍见这三人遭到诬陷责备，故而为他们说说话。
论鲁三桓
【题解】
此篇苏轼先叙孔子堕三都之事，由此而称赞孔子之圣，“必有不言而信，不怒而威者”；进一步又论孔子欲以礼和《春秋》之法治国。文中最后一段辩驳“或曰”之说，“孔子知哀公与三子之必不从，而以礼告也欤？”其意是说孔子原本已知鲁哀公与三桓不会同意，但仍要按照礼法规定禀告。这里涉及对《论语》中一段话的理解。据苏辙《论语拾遗》的看法，“孔子为鲁大夫，邻国有弑君之祸，而恬不以为言，则是许之也。哀公、三桓之不足与有立也，孔子既知之矣，知而犹告，以为虽无益于今日，而君臣之义，犹有儆于后世也”。苏辙在此还引述了子瞻（即苏轼）的一段话，正是本篇“哀公患三桓之逼”以下至结尾的文字。可见“或曰”之人就是苏辙。苏辙早年写有《论语略解》，后苏轼写《论语说》有所参考，本文最后一段可能就是其中的片段（今辑本已由此辑出）。有意思的是，苏辙晚年写《论语拾遗》时又对兄长的看法提出了不同意见：“予以为不然，古之君子，将有立于世，必先择其君。齐桓虽中主，然其所以任管仲者，世无有也，然后九合之功，可得而成。今哀公之妄，非可以望桓公也，使孔子诚克田氏而返，将谁与保其功？然则孔子之忧，顾在克齐之后，此则孔子之所不为也。”苏辙的问题提得不错，孔子就算能打败齐国的田氏，鲁哀公和三桓就能保其功、行其政吗？又见《苏轼文集》卷五《论孔子》。《经进东坡文集事略》卷十三题为《孔子论》。
鲁定公十三年①，孔子言于公曰：“臣无藏甲，大夫无百雉之城②。”使仲由为季氏宰③，将堕三都④。于是叔孙氏先堕郈。季氏将堕费，公山不狃、叔孙辄率费人袭公⑤。公与三子入于季氏之宫，孔子命申句须、乐颀下伐之⑥，费人北⑦，二子奔齐，遂堕费。将堕成，公敛处父以成叛⑧，公围成，弗克。或曰：“殆哉！孔子之为政也。亦危而难成矣！”孔融曰：“古者王畿千里，寰内不封建诸侯。”⑨曹操疑其论建渐广⑩，遂杀融。融特言之耳，安能为哉？操以为天子有千里之畿，将不利己，故杀之不旋踵⑪。季氏亲逐昭公⑫，公死于外，从公者皆不敢入，虽子家羁亦亡⑬。季氏之忌刻忮害如此⑭，虽地势不及曹氏⑮，然君臣相猜，盖不减操也，孔子安能以是时堕其名都而出其藏甲也哉？考于《春秋》，方是时，三桓虽若不悦，然莫能违孔子也。以为孔子用事于鲁，得政与民，三桓畏之欤？则季桓子之受女乐也⑯，孔子能却之矣。“彼妇之口，可以出走”，是孔子畏季氏，季氏不畏孔子也。孔子盍姑修其政刑⑰，以俟三桓之隙也哉？
【注释】
①鲁定公十三年：前497年。本篇篇首叙事据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，“孔子堕三都”事在鲁定公十三年，《春秋》记事在鲁定公十二年。鲁定公，名宋，春秋时期鲁国国君，前509年至前495年在位。
②百雉（zhì）之城：长度达到三百丈的城墙。雉，是古代计算城墙面积的单位，长三丈高一丈为一雉。按《礼记·坊记》的说法，“都城不过百雉”，诸侯国的都城不超过百雉，而鲁国三桓之都均逾越礼制，超过了百雉。
③仲由：字子路，又字季路。孔子弟子。曾为鲁国季孙氏之宰，卫国孔悝之宰。
④堕（huī）三都：是鲁定公时期发生的大事。当时孔子执政，计划毁坏鲁国公族季孙氏、叔孙氏、孟孙氏的私邑，三都是季孙氏（季桓子）的费（今山东费县西北）、孟孙氏（孟懿子）的成（也作“郕”，今山东宁阳东北）、叔孙氏（叔孙武叔）的郈（hòu，今山东东平东南）。结果费、郈均毁，成则未能毁废。见后注。堕，毁弃，毁坏。
⑤公山不狃（niǔ）：亦作“公山弗扰”，鲁国季孙氏的家臣。季桓子令其为费邑宰，鲁定公八年（502）与阳虎作乱，执季桓子，季桓子逃脱。孔子堕三都时，公山不狃与叔孙辄率费人作乱，攻入季氏宫。孔子命申句须和乐颀讨伐，打败了公山不狃与叔孙辄，二人出逃到齐国。叔孙辄：春秋时期鲁国人，鲁公族叔孙氏之庶子。
⑥申句须、乐颀（qí）：鲁国两位大夫，率兵平定了公山不狃的叛乱。
⑦北：败北。
⑧公敛处父：春秋时期鲁国人，孟孙氏的家臣，成宰。鲁定公八年（502）阳虎作乱，成宰公敛处父帅成人打败阳虎。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记载，孔子堕三都时，公敛处父对孟孙氏（孟懿子）说：“堕成，齐人必至于北门。且成，孟氏之保障，无成是无孟氏也。我将弗堕。”十二月，鲁定公率兵围成，没能攻克。
⑨孔融曰“古者王畿（jī）千里，寰内不封建诸侯”：孔融，字文举，鲁国（今山东曲阜）人。东汉文学家。后文所引的话见《后汉书·孔融传》：“时年饥兵兴，操表制酒禁，融频书争之，多侮慢之辞。既见操雄诈渐著，数不能堪，故发辞偏宕，多致乖忤。又尝奏宜准古王畿之制，千里寰内，不以封建诸侯。操疑其所论建渐广，益惮之。”后孔融为人诬告，被杀。“王畿千里”的说法出自《周礼·夏官·职方氏》：“乃辨九服之邦国，方千里曰王畿。”畿，是疆界、界限的意思。
⑩论建：议论、建言。
⑪不旋踵：形容时间很短。旋踵，指掉转脚跟。
⑫昭公：指鲁昭公，春秋时鲁国国君。鲁昭公二十五年（前517）伐季平子失败，逃到齐国，后至晋，七年后死于晋国乾侯（今河北成安东）。
⑬子家羁（jī）：字驹，亦称“子家子”，春秋时期鲁昭公的大夫，谥懿（yì）伯。鲁昭公二十五年（前517）伐季平子失败，子家羁随鲁昭公流亡齐国和晋国。鲁定公元年（前509），叔孙成子到晋国乾侯迎昭公丧，并转告季氏的话说欲召子家羁归国，委以政事。子家羁不从。当昭公丧至坏隤时，公子宋先入（回国后即位为鲁定公），“从公者皆自坏隤反”，即由此返回晋国。见《左传·定公元年》。
⑭忌刻忮（zhì）害：刻薄无情，凶残恶毒。忌刻，《百川学海》本、《东坡后集》《苏轼文集》《经进东坡文集事略》均作“忌克”，义同。
⑮地势：土地和权势，地位权势。《经进东坡文集事略》作“其势”。
⑯受女乐：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记载，“定公十四年，孔子年五十六，由大司寇行摄相事”，为政清明，颇见成效，“齐人闻而惧，曰：‘孔子为政必霸，霸则吾地近焉，我之为先并矣。盍致地焉？’黎
曰：‘请先尝沮之，沮之而不可则致地，庸迟乎！’于是选齐国中女子好者八十人，皆衣文衣而舞康乐，文马三十驷，遗鲁君。陈女乐、文马于鲁城南高门外，季桓子微服往观再三，将受，乃语鲁君为周道游，往观终日，怠于政事。子路曰：‘夫子可以行矣。’孔子曰：‘鲁今且郊，如致膰乎大夫，则吾犹可以止。’桓子卒受齐女乐，三日不听政；郊，又不致膰俎于大夫。孔子遂行，宿乎屯。而师己送，曰：‘夫子则非罪。’孔子曰：‘吾歌可夫？’歌曰：‘彼妇之口，可以出走；彼妇之谒，可以死败。盖优哉游哉，维以卒岁！’”《孔子家语·子路初见》亦载此事，注：“言妇人口请谒，足以使人死败，故可出走。”
⑰盍（hé）姑：何不姑且。二字原作“盖始”，据《东坡后集》《苏轼文集》《经进东坡文集事略》改。
【译文】
鲁定公十三年（前497），孔子对鲁定公说：“大臣不应藏有兵甲，大夫的城也不能超过百雉。”孔子让仲由做季孙氏的宰，准备拆毁鲁国三桓的三座都邑。于是叔孙氏首先拆毁了郈。季孙氏要拆毁费之时，公山不狃和叔孙辄带领费邑的人攻打鲁定公。鲁定公和三个儿子躲进季孙氏的宫室，孔子命申句须、乐颀下去反击，费邑人战败，公山不狃和叔孙辄逃到齐国，费于是被拆毁。将要拆毁成的时候，公敛处父率成邑人反叛了，鲁定公派兵包围了成，未能攻克。有人说：“真危险啊！孔子执政很危险！难以成功！”孔融说：“古时王的邦畿有方圆千里之地，在境内不对诸侯封土建国。”曹操担心他议论建言所涉及的事情越来越广，便杀了孔融。其实孔融只不过是说说罢了，哪能做得了什么呢？曹操认为如果天子拥有千里的国土，将会对自己不利，所以很快就杀了孔融。季孙氏亲自驱逐了鲁昭公，鲁昭公死在国外，跟从鲁昭公的人都不敢回到鲁国，即使是子家羁也逃走了。季孙氏的凶残恶毒到了这种地步，虽然他的土地和权势比不上曹操，但君臣之间互相猜疑的程度，并不少于曹操的时候，孔子怎能在这个时候拆毁三都并收取他们的兵甲呢？考察《春秋》，当时三桓虽然有所不满，但是还不能违抗孔子。难道是因为孔子治理鲁国，得到民众的拥戴，三桓畏惧孔子吗？如果是这样，那么季桓子接受齐国女乐时，孔子就能制止他了。所谓“彼妇之口，可以出走”，说明是孔子畏惧季氏，而季氏并不畏惧孔子啊。孔子何不姑且实行其政，等待三桓之间出现裂缝呢？
苏子曰：此孔子之所以圣也。盖田氏、六卿不服①，则齐、晋无不亡之道；三桓不臣，则鲁无可治之理。孔子之用于世，其政无急于此者矣。彼晏婴者亦知之②，曰：“田氏之僭，惟礼可以已之。在礼，家施不及国，大夫不收公利③。”齐景公曰④：“善哉！吾今而后知礼之可以为国也。”婴能知之而不能为之，婴非不贤也，其浩然之气⑤，以直养而无害，塞乎天地之间者，不及孔、孟也。孔子以羁旅之臣，得政期月⑥，而能举治世之礼，以律亡国之臣，堕名都，出藏甲，而三桓不疑其害己，此必有不言而信，不怒而威者矣⑦。孔子之圣见于行事，至此为无疑也。婴之用于齐也久于孔子，景公之信其臣也愈于定公，而田氏之祸不少衰，吾是以知孔子之难也。
【注释】
①田氏、六卿：春秋时齐国的田氏和晋国的六卿。见本卷《秦废封建》注。
②晏婴：即晏子，字平仲，夷维（今山东高密）人。春秋后期齐国国相。
③“田氏之僭”五句：齐景公时，田氏（陈氏）对民宽厚，受到民众拥戴。齐景公九年（前539）晏婴出使晋国，“与叔向私语曰：齐政卒归田氏”（《史记·齐太公世家》）。齐景公三十二年（前516），齐景公向晏婴炫耀其宫殿，晏婴又表达了对陈氏的担忧，“其取之公也薄，其施之民也厚。公厚敛焉，陈氏厚施焉，民归之矣”。景公问该怎么办，晏婴说：“唯礼可以已之。在礼，家施不及国，民不迁，农不移，工贾不变，士不滥（无节制），官不滔（傲慢），大夫不收公利。”（《左传·昭公二十六年》）景公说：“善哉！我不能矣。吾今而后知礼之可以为国也。”家施不及国，指一家的恩惠不能到达国家的层面。大夫不收公利，指国中的大夫不能侵没属于国家的利益。
④齐景公：名杵臼，春秋时期齐国君主。前547年即位，在位58年。在位期间任用晏婴为相，直至齐景公四十八年（前500）晏婴去世。
⑤浩然之气：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：“我善养吾浩然之气，……其为气也，至大至刚，以直养而无害，则塞于天地之间。”
⑥期（jī）月：一年。《论语·子路》：“子曰：‘苟有用我者，期月而已可也。三年有成。’”
⑦不言而信，不怒而威：这两句是说孔子德行卓著。《礼记·乐记》：“天则不言而信，神则不怒而威。”《周易·系辞上》：“默而成之，不言而信，存乎德行。”稗海本《东坡志林》卷十第四条有类似的评价：“孔子为鲁司寇，堕郈、费，三桓不疑其害己也。非孔子，能之乎？”
【译文】
苏子说：这就是孔子之所以是圣人的地方。齐国的田氏、晋国的六卿不听从命令，那么齐国和晋国便没有不亡的道理；鲁国的三桓不臣服，那么鲁国就没有治理好的道理。孔子要推行于世的政教，没有比这件事更急切的了。齐国的晏婴也懂得这点，他说：“田氏的僭越行为，只有靠礼来制止。按照礼，田氏私家的恩惠不能施行于全国，大夫不能收取公家的利益。”齐景公说：“太好了！从现在开始我知道礼可以治理国家了！”晏婴知道这道理却不能施行，不是晏婴不贤明，是他的浩然正气，那种用正直来培养而不妨害的、充塞天地之间的正气，不如孔子和孟子啊。孔子以羁旅之臣的身份，施政不过一年，便能用治世的礼法约束那些要亡国的臣子，毁坏他们的城邑，收缴他们的兵甲，而三桓并不怀疑孔子要加害他们，这必定是因为某种不言而信、不怒而威的德行存在。孔子之圣见于其行事，在这件事上可以说是毫无疑问的了。晏婴在齐国受重用的时间比孔子长，齐景公信任他的程度也超过鲁定公之于孔子，但田氏的祸乱并没有减少，由此我便知道孔子有多么艰难。
孔子以哀公十六年卒，十四年，陈恒弑其君①，孔子沐浴而朝，告于哀公曰：“请讨之！”吾是以知孔子之欲治列国之君臣，使如《春秋》之法者②，至于老且死而不忘也。或曰：“孔子知哀公与三子之必不从，而以礼告也欤？”曰：“否，孔子实欲伐齐。孔子既告哀公③，公曰：‘鲁为齐弱久矣，子之伐之，将若之何？’对曰：‘陈恒弑其君，民之不予者半。以鲁之众，加齐之半，可克也。’此岂礼告而已哉？哀公患三桓之逼，尝欲以越伐鲁而去之④。夫以蛮夷伐国，民不予也，皋如、出公之事⑤，断可见矣，岂若从孔子而伐齐乎？”若从孔子而伐齐，则凡所以胜齐之道，孔子任之有馀矣。既克田氏，则鲁之公室自张，三桓不治而自服也。此孔子之志也。
【注释】
①陈恒弑其君：陈恒，原作“陈桓”，据《百川学海》本、《东坡后集》《苏轼文集》改。陈恒，即田成子，亦名田常，春秋末期齐国的大夫。齐简公时，陈恒与阚（kàn）止辅政。简公四年（前481）陈恒弑君，阚止也被杀，立简公弟为新君，是为齐平公。《论语·宪问》：“陈成子弑简公。孔子沐浴而朝，告于哀公曰：‘陈恒弑其君，请讨之。’公曰：‘告夫三子！’孔子曰：‘以吾从大夫之后，不敢不告也。君曰“告夫三子”者。’之三子告，不可。”
②《春秋》之法：《春秋》里的义法。司马迁引述董仲舒的话说，孔子作《春秋》是要“贬天子，退诸侯，讨大夫，以达王事而已”，其书“辩是非，故长于治人”，又说“拨乱世，反之正，莫近于《春秋》”，“有国者不可以不知《春秋》”，“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《春秋》”（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）。苏轼认为孔子是要按《春秋》之义法来要求当时诸国的君臣。
③孔子既告哀公：以下对话见《左传·哀公十四年》。孔子认为陈恒弑君，齐国人中有一半都不赞成，如鲁国出兵，得到一半齐国人支持，一定能成功。
④以越伐鲁：靠越国来消灭鲁国三桓的势力。《史记·鲁周公世家》：“二十七年（前468）春，季康子卒。夏，哀公患三桓，将欲因诸侯以劫之，三桓亦患公作难，故君臣多间。……公欲以越伐三桓。八月，哀公如陉氏。三桓攻公，公奔于卫，去如邹，遂如越。”《左传·哀公二十七年》：“公欲以越伐鲁而去三桓，秋，八月甲戌，公如公孙有陉氏。因孙（逃亡）于邾（邹），乃遂如越。”
⑤皋如、出公之事：皋如，越国大夫。出公，卫出公，名辄。前470年卫出公被卫人赶出卫国，逃亡到宋国，派人往越国求兵。次年，鲁国的叔孙舒，与越国的皋如、后庸，宋国的乐筏率师送卫出公返国。卫人开城守陴以待，卫出公不敢入，师还。后来卫出公死于越国。事见《左传·哀公二十六年》。
【译文】
孔子去世于鲁哀公十六年（前479），鲁哀公十四年（前481）时，陈恒弑杀其君齐简公，孔子沐浴斋戒后上朝，对鲁哀公说：“请出兵讨伐陈恒！”我由此知道孔子想要治理各国的君臣，让君臣都按《春秋》之义行事，直至年老将死之时也没有遗忘。有人说：“孔子知道鲁哀公和鲁国三桓必定不会听从，那是按礼去禀告一下吗？”我说：“不对，孔子确实打算攻打齐国。孔子去告诉鲁哀公后，哀公说：‘鲁国被齐国削弱好多年了，你去讨伐，将会如何呢？’孔子答道：‘陈恒弑君，齐国民众不赞同的人有一半。凭借鲁国的兵力，加上齐国一半的民众，是能够战胜的。’这难道只是根据礼仪报告吗？鲁哀公担忧三桓的侵逼，曾打算靠越国伐鲁来去除三桓。用蛮夷之人兴兵伐国，民众不能接受，这从皋如、出公的事情就可以看出来，还不如听从孔子之言攻打齐国呢。”如果听从孔子的建议去攻打齐国，那么所有能够战胜齐国的办法，孔子都胜任有馀。战胜齐国的田氏后，鲁国的公室自然就会扩张，三桓不用治理就臣服了。这才是孔子的志向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