司马迁二大罪
【题解】
苏轼此篇论司马迁《史记》有两大罪过，即书写商鞅和桑弘羊的功绩。在苏轼看来，二人之名污秽，不齿于君子，二人之术攫利，有害于国家。但是国君往往乐于采用其说，因为这种富国之术方便容易，就像服寒食散一样，短时间内能令人精神焕发，然而长久便“疽背呕血”，而“二子之术用于世者，灭国、残民、覆族、亡躯者相踵也”。苏轼的这种看法，早在他著名的《上神宗皇帝书》中就说过：“唯商鞅变法，不顾人言，虽能骤致富强，亦以召怨天下，使其民知利而不知义，见刑而不见德，虽得天下，旋踵而失也。至于其身，亦卒不免，负罪出走，而诸侯不纳，车裂以徇，而秦人莫哀。”（《苏轼文集》卷二五）苏轼在本篇中对商鞅、桑弘羊以及司马迁的这种愤恨，显然是因神宗时期的新法而发，文中称道引述的司马光的一大段话，就是司马光和王安石辩论时所说的，苏轼在《司马温公行状》里也大书特书过。《经进东坡文集事略》卷十四题名为《商鞅论》，题下注：“此论亦为荆公发也。”又见《苏轼文集》卷五《论商鞅》。
商鞅用于秦①，变法定令，行之十年，秦民大悦。道不拾遗，山无盗贼，家给人足，民勇于公战，怯于私斗，秦人富强。天子致胙于孝公②，诸侯毕贺。
【注释】
①商鞅：亦称“卫鞅”，战国时卫人，曾封于商（今陕西商洛商州区），故名“商鞅”。前361年秦孝公即位后征召能强秦之人，卫鞅西入秦，说以强国之术。孝公六年（前356）卫鞅为左庶长，开始变法，史称“商鞅变法”。十馀年后秦国强盛。孝公二十四年（前338）孝公死后，商鞅被诬谋反，车裂示众，尽灭其家。苏轼《商君功罪》云：“商君之法，使民务本力农，勇于公战，怯于私斗，食足兵强，以成帝业。然其民见刑而不见德，知利而不知义，卒以此亡。故帝秦者商君也，亡秦者亦商君也。其生有南面之乐，既足以报其帝秦之功矣，而死有车裂之祸，盖仅足以偿其亡秦之罚，理势自然，无足怪者。后之君子，有商君之罪而无其功，享商君之福而未受其祸者，吾为之惧矣。”（《苏轼文集》卷六五，又见稗海本《东坡志林》卷三第二十七条）
②致胙（zuò）：古时天子行祭礼后，将祭肉赏赐诸侯，以示礼遇。胙，祭祀用的肉。“致伯”是说尊为霸主，“伯”字读为“霸”。《史记·商君列传》的“致胙”当是“致伯”之误，苏轼沿其误。孝公：秦孝公，春秋时秦国国君，前361年至前338年在位。秦孝公时期任用商鞅变法，国力大增。《史记·商君列传》云：“行之十年，秦民大说，道不拾遗，山无盗贼，家给人足。民勇于公战，怯于私斗，乡邑大治。……居五年，秦人富强，天子致胙于孝公，诸侯毕贺。”据《史记·秦本纪》和《六国年表》，秦孝公二年（前360）天子（周显王）致胙，秦孝公十九年（前343）天子致伯。
【译文】
商鞅在秦国受到重用，变法行令，新法推行了十年，秦国百姓都很满意。路不拾遗，山无强盗，家家丰裕，人人富足，百姓勇于为国家打仗，而不敢为私利争斗，秦国变得富强。周天子赐给秦孝公祭肉，诸侯都来祝贺。
苏子曰：此皆战国之游士邪说诡论①，而司马迁暗于大道②，取以为史。吾尝以为迁有大罪二③。其先黄老，后六经，退处士，进奸雄，盖其小小者耳。所谓大罪二，则论商鞅、桑弘羊之功也④。自汉以来，学者耻言商鞅、桑弘羊，而世主独甘心焉⑤，皆阳讳其名而阴用其实，甚者则名实皆宗之，庶几其成功。此则司马迁之罪也。
【注释】
①战国之游士邪说诡论：战国时纵横家游说之士人的邪说怪论。苏轼认为司马迁《史记·商君列传》里的故事来自纵横家的杂书小说，不可信。
②暗于大道：昧于大道。此说和后文的“先黄老”云云，借鉴了班固在《汉书·司马迁传》里对《史记》的评价：“是非颇谬于圣人。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，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，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，此其所弊也。”
③尝以为：《百川学海》本、《东坡后集》作“常以为”，《经进东坡文集事略》作“以谓”二字。
④桑弘羊：洛阳（今属河南）人。汉武帝时期的政治家，官至御史大夫。桑弘羊在汉武帝支持下，推行盐铁酒榷（官方专卖）、平准（平抑物价）、均输（官方统购统销和运输）、算缗（计算财产而征税）、告缗（揭发富户隐匿的财产）等政策，令朝廷获得大量财富。见《史记·平准书》。
⑤世主：君主，国君。
【译文】
苏子说：这些都是战国游说之士的邪说怪谈，司马迁却昧于大道，取来写进了史书。我一直认为司马迁有两大罪过。先讲黄老之说，再讲六经，忽视没做官的处士，抬高奸雄的地位，班固说的这些都还是小事情。我所说的两大罪，是他写商鞅和桑弘羊二人的功劳。自从汉代以来，学者都以谈论商鞅、桑弘羊为耻，但是国君却甘之如饴，表面上不提到他们的名字，暗地里采用他们的学说，更有甚者则从名到实都宗奉他们，希望治国也能够像他们那样成功。这就是司马迁的罪过啊。
秦固天下之强国，而孝公亦有志之君也，修其政刑十年，不为声色畋游之所败①，虽微商鞅②，有不富强乎？秦之所以富强者，孝公务本力穑之效③，非鞅流血刻骨之功也④。而秦之所以见疾于民，如豺虎毒药，一夫作难而子孙无遗种⑤，则鞅实使之。至于桑弘羊，斗筲之才⑥，穿窬之智⑦，无足言者，而迁称之曰“不加赋而上用足”⑧。善乎司马光之言也⑨，曰：“天下安有此理？天地所生财货百物，止有此数，不在民则在官，譬如雨泽，夏涝则秋旱。不加赋而上用足，不过设法阴夺民利，其害甚于加赋也⑩。”
【注释】
①声色：指淫声与女色。畋（tián）游：指畋猎游乐。
②微：没有，无。
③务本：注重国家之本。此指农耕。自汉文帝时即强调以农为本，文帝二年（前178）诏“农，天下之本”，十三年（前167）又诏“农，天下之本，务莫大焉。”（《史记·孝文本纪》）务本，《苏轼文集》作“敦本”，义近。力穑（sè）：指努力耕作。《尚书·盘庚上》：“若农服田力穑，乃亦有秋。”《东坡后集》作“立穑”。
④流血：指杀人。刻骨：指刑法严酷。
⑤一夫作难而子孙无遗种：指秦末陈胜起义，天下诸侯纷起，赵高逼秦二世自杀，立二世兄子公子婴为秦王。不久沛公入咸阳，秦王子婴降。后项籍（项羽）杀公子婴及秦诸公子宗族。“一夫作难”沿用了贾谊《过秦论》的表达：“一夫作难而七庙堕，身死人手，为天下笑者。”
⑥斗筲（shāo）之才：语出《论语·子路》：“斗筲之人，何足算也！”朱熹注：“斗，量名，容十升。筲，竹器，容斗二升。斗筲之人，言鄙细也。”指才识鄙陋细碎，关注财货之事。
⑦穿窬（yú）之智：挖墙洞和爬墙头的智力本事，比喻智识低下。《论语·阳货》：“色厉而内荏，譬诸小人，其犹穿窬之盗也欤！”
⑧迁称之：《苏轼文集》作“迁之言”。不加赋而上用足：《史记·平准书》：“桑弘羊为治粟都尉，领大农，尽代仅管天下盐铁。……弘羊又请令吏得入粟补官，及罪人赎罪。令民能入粟甘泉各有差，以复终身（终身不用服徭役），不告缗（免税赋）。……一岁之中，太仓、甘泉仓满，边馀谷诸物，均输帛五百万匹。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。”
⑨司马光：字君实，号迂叟，世称“涑水先生”，陕州夏县（今山西夏县）人。宋代著名学者、政治家。
⑩“天下安有此理”数句：见苏轼《司马温公行状》，在其后尚有一段话：“此乃桑洪（弘）羊欺汉武帝之言，太史公书之，以见武帝不明耳。至其末年，盗贼蜂起，几至于乱。若武帝不悔祸，昭帝不变法，则汉几亡。”（《苏轼文集》卷十六）阴夺，原作“侵夺”，据《百川学海》本、《东坡后集》《苏轼文集》《经进东坡文集事略》改。苏轼《司马温公行状》亦作“阴夺”。
【译文】
秦国本来就是天下强国，秦孝公也是有为有志之君，他好好地施政十年，不沉溺于声色游猎，即便没有商鞅，秦国有不富强的道理吗？秦国之所以能富强，是秦孝公以农为本，秦人努力耕种的成效，并非商鞅的严刑峻法的功劳。不过秦国后来被百姓忌恨，视为豺狼毒药，一人揭竿而起而天下大乱，以致秦国的子孙尽灭，倒是商鞅导致的。至于桑弘羊，才识短浅，偷盗伎俩，不值一提，可司马迁却称赞他说“不用增加赋税而朝廷用度富足”。还是司马光说得好，他说：“天下哪有这种道理？天地间所生的财货百物，只有那么多，不在老百姓手里就在官府手里，就好像雨水润泽大地，夏天涝秋天就会干旱。不增加赋税而朝廷用度充足，不过是想方设法暗中侵夺百姓的利益罢了，它的害处比增加赋税还要严重。”
二子之名在天下者，如蛆蝇粪秽也，言之则污口舌，书之则污简牍。二子之术用于世者，灭国、残民、覆族、亡躯者相踵也，而世主独甘心焉，何哉？乐其言之便己也。夫尧、舜、禹①，世主之父师也；谏臣拂士②，世主之药石也；恭敬慈俭、勤劳忧畏③，世主之绳约也。今使世主日临父师而亲药石、履绳约，非其所乐也。故为商鞅、桑弘羊之术者，必先鄙尧笑舜而陋禹也，曰：“所谓贤主，专以天下适己而已。”此世主之所以人人甘心而不悟也。世有食钟乳、乌喙而纵酒色以求长年者④，盖始于何晏⑤。晏少而富贵，故服寒食散以济其欲⑥，无足怪者。彼其所为⑦，足以杀身灭族者日相继也，得死于寒食散⑧，岂不幸哉！而吾独何为效之？世之服寒食散，疽背呕血者相踵也⑨，用商鞅、桑弘羊之术，破国亡宗者皆是也，然而终不悟者，乐其言之美便，而忘其祸之惨烈也。
【注释】
①尧、舜、禹：上古的三位帝王，常与汤并称。苏轼此处不连汤而并言，和他《武王非圣人》的观点一致，“其不足于汤、武也，亦明矣”。
②拂（bì）士：能辅佐君主的贤士。拂，通“弼”。
③恭敬慈俭、勤劳忧畏：这是说君王要居安思危，随时保持戒慎忧惧。出自《老子》第六十七章：“我有三宝，持而保之：一曰慈，二曰俭，三曰不敢为天下先。”慈俭，指慈爱俭朴。忧畏，指忧虑畏惧（国事败坏）。
④钟乳：钟乳石。见卷二《异事·王烈石髓》。乌喙（huì）：中药材附子的别称。古人认为钟乳、乌喙都是热性的药物。苏轼《盖公堂记》：“医以为热，授之以寒药，旦朝吐之，暮夜下之，于是始不能食。惧而反之，则钟乳、乌喙杂然并进，而瘭疽、痈疥、眩瞀之状，无所不至。”（《苏轼文集》卷十一）以求长年：原作“所以求长年”，据《百川学海》本、《东坡后集》《苏轼文集》《经进东坡文集事略》删“所”字。
⑤何晏：字平叔，南阳宛（今河南南阳）人。三国时期魏国大臣、玄学家。何晏是东汉末大将军何进之孙，年幼时被曹操收养，后娶曹操女金乡公主为妻。可谓出身富贵。后来在齐王芳时期，何晏依附曹爽，骄奢无道，有人将他和丁谧、邓飏称为台中三狗，其意言三狗皆欲啮人。高平陵事变（见卷四《人物·论桓范陈宫》）后，何晏被杀。
⑥寒食散：魏晋时期流行的一种服食药物，当时人认为可以治病提神，实际上毒性很大。其药多用紫石英、白石英、赤石脂、钟乳石、硫黄等五石配制而成，故名“五石散”。《世说新语·言语》：“何平叔云：服五石散，非唯治病，亦觉神明开朗。”刘孝标注引秦丞相《寒食散论》曰：“寒食散之方虽出汉代，而用之者寡，靡有传焉。魏尚书何晏首获神效，由是大行于世，服者相寻也。”
⑦彼其所为：《苏轼文集》作“彼之所为”。
⑧寒食散：《苏轼文集》《经进东坡文集事略》作“服寒食散”。
⑨疽（jū）背：背部长毒疮。相踵：足踵相接，相继不绝的意思。
【译文】
这二人在天下的名声，就像是蛆虫苍蝇，粪便秽物，说出来有污口舌，写下来有污简牍。这二人的方法为世人所用，亡国、害民、灭族、身死，相继不绝，但君主偏偏甘之如饴，这是为什么呢？是因为他们的学说对自己便利啊。尧、舜、禹，是国君的师父；直谏的大臣、辅弼的贤士，是国君的药石；恭敬慈俭、勤劳忧惧，是国君的约束戒条。如果让国君每天面对着师父教训，身受药石之苦，践履约束性的戒条，那不是他所乐意的。所以实行商鞅、桑弘羊之术的国君，一定会先鄙视嘲笑尧、舜、禹，说：“所谓贤明的君主，应让天下都来满足自己。”这就是每个君主都乐意商鞅、桑弘羊之术却不能醒悟的原因。世上有吃钟乳、乌喙，纵情酒色，以求长生不老的人，大概是从何晏开始的。何晏年少而富贵，因此能服用寒食散来满足其欲望，这不足为怪。本来他的所作所为，就足以导致杀身灭族，如果是因为服用寒食散而死，岂不是幸运！我为什么单单要效仿他？世上服用寒食散导致脊背生疮、呕血的人很多，就像用商鞅、桑弘羊之术而灭国亡宗的比比皆是，然而最终还是有不醒悟的人，因为安乐于他们学说之美好便利，而忘掉了其祸害之惨烈啊。
论范增
【题解】
本篇论项羽谋士范增，是苏轼史论的名篇。大意谓范增当于项羽杀宋义时早去，不必待陈平用反间计时才乞归。此论行文曲折颇多，如《古文关键》所说，“这一篇看抑扬处，渐次引入”（卷下《范增论》），《文章轨范》说，“一句一字，增减不得，句句有法，字字尽心，后生只熟读暗记此一篇，义理融明，音律谐和，下笔作论，必惊世绝俗。此论最好处，在‘方羽杀卿子冠军时增与羽比肩事义帝’一段。当与《晁错论》并观”（卷三《范增论》）。不过从事理上批评的也多有其人，如黄震说：“羽欲成事，势不得不杀义帝，既杀义帝，则身犯弑逆之名，势不得不亡。增之拙谋，莫此为甚。而苏子以论增之功既误矣，增实事羽为君，义帝不过增所假设以欺人者，乃谓增与羽比肩而事义帝，力能诛羽则诛之，何哉？”（《黄氏日抄》卷六二《苏文·后集·志林》）明王世贞撰《书苏子范增论后》，清梁玉绳撰《反苏子范增论》，皆驳苏轼所论。又见《苏轼文集》卷五《论项羽范增》。《经进东坡文集事略》卷十四题为《范增论》。
汉用陈平计①，间疏楚君臣。项羽疑范增与汉有私②，稍夺其权。增大怒曰：“天下事大定矣，君王自为之。愿赐骸骨归卒伍③！”归未至彭城，疽发背死。
【注释】
①陈平：河南阳武（今河南原阳）户牖（yǒu）乡人，汉朝开国功臣。刘邦汉朝建立后封曲逆侯，曾为刘邦丞相。吕后死，陈平与周勃平定诸吕之乱，迎立代王为汉文帝。事见《史记·陈丞相世家》。
②项羽：名籍，字羽，楚国名将项燕之孙。秦末随叔父项梁起兵，后大破秦军，自立为西楚霸王，分封诸侯。刘邦与之争天下，最后项羽被围于垓下（今安徽灵璧东南），兵败自杀。范增：居鄛（今安徽巢湖）人。项羽的重要谋士，被称为“亚父”。据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载，前204年，刘邦被围于荥阳，乃请和，“项王欲听之。历阳侯范增曰：‘汉易与耳，今释弗取，后必悔之。’项王乃与范增急围荥阳。汉王患之，乃用陈平计间项王。项王使者来，为太牢具，举欲进之，见使者，详惊愕曰：‘吾以为亚父使者，乃反项王使者。’更持去，以恶食食项王使者。使者归报项王，项王乃疑范增与汉有私，稍夺之权。范增大怒，曰：‘天下事大定矣，君王自为之。愿赐骸骨归卒伍。’项王许之。行，未至彭城（今江苏徐州），疽发背而死”。事又见《史记·陈丞相世家》。
③愿赐骸（hái）骨：请求退职归乡，以保有骸骨得以归葬。卒伍：古代民户编制单位。五家为一伍，三百家为一卒（齐国）。
【译文】
汉王刘邦采用陈平的反间计，离间楚国君王和大臣。项羽怀疑范增与汉王有私下勾结，逐渐剥夺其权力。范增大怒道：“天下大局已定，君王您自己好自为之吧。希望赐我骸骨归乡！”还没回到彭城，背上毒疮发作而死。
苏子曰：增之去，善矣。不去，羽必杀增，独恨其不蚤耳①。然则当以何事去？增劝羽杀沛公②，羽不听，终以此失天下，当于是去耶？曰：否。增之欲杀沛公，人臣之分也，羽之不杀，犹有君人之度也，增曷为以此去哉？《易》曰：“知几其神乎③？”《诗》曰：“相彼雨雪，先集维霰④。”增之去，当以羽杀卿子冠军时也⑤。
【注释】
①独：原作“犹”，据《百川学海》本、《东坡后集》《苏轼文集》《经进东坡文集事略》改。恨：遗憾。蚤：通“早”。
②增劝羽杀沛公：刘邦夺取关中后，项羽屯兵新丰鸿门（今陕西西安临潼区东北）。范增劝急击刘邦，张良旧友项伯来告，刘邦乃请项伯先报项羽劝解，并亲往鸿门谢罪。项羽设宴，席间“范增数目项王，举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，项王默然不应。范增起，出召项庄”，令其舞剑时击杀沛公。后经项伯、樊哙救护，刘邦化险为夷，又以上厕所的借口逃脱。张良奉上白璧和玉斗给项王、范增二人，“项王则受璧，置之坐上。亚父受玉斗，置之地，拔剑撞而破之，曰：‘唉！竖子不足与谋。夺项王天下者，必沛公也，吾属今为之虏矣。’”（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）
③知几其神乎：语见《周易·系辞上》。意思是人若能预知事物发展的几微，便如同神一样。
④相彼雨雪，先集维霰（xiàn）：语见《诗经·小雅·頍（kuǐ）弁》：“如彼雨雪，先集维霰。”郑玄笺：“将大雨雪，始必微温，雪自上下，遇温气而抟，谓之霰，久而寒胜，则大雪矣。”苏轼引用这句话，是强调其见微知著之意。
⑤卿子冠军：名宋义，秦末起义将领。据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记载，宋义先在项梁军中，秦军破项梁后，以为楚地兵不足忧，乃渡河击赵。楚怀王心召宋义计事，大悦，乃命为上将军，项羽为次将，范增为末将，共同救赵。“诸别将皆属宋义，号为卿子冠军。行至安阳，留四十六日不进”，项羽催促之，宋义不听，项羽杀宋义及其子宋襄。
【译文】
苏子说：范增离开是正确的。如果不离开，项羽一定会杀死他，我只是遗憾他没能早点儿离开。那么他应该以何事离去呢？范增曾劝项羽杀刘邦，项羽不听，最终因此而失去天下，应该在这时离开吗？回答说：不是。范增想杀死刘邦，这是作为人臣的职分，项羽不杀刘邦，还有些君主的大度，范增怎可为此而离去呢？《周易》说：“能够看出几微之事，差不多就是神人了。”《诗经》说：“相彼雨雪，先集维霰。”范增应该在项羽杀宋义时离开。
陈涉之得民也①，以项燕、扶苏②；项氏之兴也③，以立楚怀王孙心④，而诸侯叛之也，以弑义帝也⑤。且义帝之立，增为谋主矣，义帝之存亡，岂独为楚之盛衰，亦增之所与同祸福也⑥，未有义帝亡而增独能久存者也。羽之杀卿子冠军也，是弑义帝之兆也。其弑义帝，则疑增之本心也⑦，岂必待陈平哉！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，人必先疑也而后谗入之，陈平虽智，安能间无疑之主哉？
【注释】
①陈涉：名陈胜，字涉。秦二世元年（前209）征戍渔阳（今北京密云），因雨失期，与吴广乃杀尉起义，攻占陈县（今河南周口淮阳区），假托扶苏、项燕之名，立王号为张楚。史亦称“陈王”。次年陈胜军被秦将章邯打败，陈胜被其御者庄贾杀害。据《史记·陈涉世家》记载，陈胜与吴广谋起事时，陈胜说：“天下苦秦久矣。吾闻二世少子也，不当立，当立者乃公子扶苏。扶苏以数谏故，上使外将兵。今或闻无罪，二世杀之。百姓多闻其贤，未知其死也。项燕为楚将，数有功，爱士卒，楚人怜之。或以为死，或以为亡。今诚以吾众诈自称公子扶苏、项燕，为天下唱，宜多应者。”因此他们起义后，“乃诈称公子扶苏、项燕，从民欲也”。
②项燕：战国末楚国将领。前224年，秦军王翦、蒙武击破楚军，项燕被杀。项燕是后来抗秦将领项梁之父，项羽的祖父。扶苏：秦始皇的长子。秦始皇三十五年（前212），扶苏因多次直谏，被派往上郡（今陕西榆林、延安一带）监兵，蒙恬为将。秦始皇三十七年（前210）秦始皇巡行途中病死，遗诏命扶苏回咸阳处理丧事，赵高串通丞相李斯，立胡亥为帝，矫遗诏命扶苏自杀。见本卷《赵高李斯》。
③项氏：这里指项梁和项羽。项梁是楚国大将项燕之子，秦二世二年（前208）陈胜、吴广起义后，项梁与侄子项羽在吴中起兵，自立为会稽守，后矫陈王（陈胜）命为楚王上柱国。陈胜死后，“居鄛人范增，年七十，素居家，好奇计，往说项梁曰：‘陈胜败固当。夫秦灭六国，楚最无罪。自怀王入秦不反，楚人怜之至今，故楚南公曰“楚虽三户，亡秦必楚”也。今陈胜首事，不立楚后而自立，其势不长。今君起江东，楚蜂起之将皆争附君者，以君世世楚将，为能复立楚之后也。’于是项梁然其言，乃求楚怀王孙心民间，为人牧羊，立以为楚怀王，从民所望也”（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）。项梁自号为武信君。不久为秦将章邯击败而死。
④楚怀王孙心：楚怀王的孙子，名心。秦二世二年（前208），项梁用范增计立心为楚怀王。不久项梁败死，秦军围赵，怀王令宋义、项羽、范增救赵，令沛公（刘邦）西向入关，并与诸将约定先入关中者王之。沛公破秦后，项羽亦入关，杀子婴，屠烧咸阳宫室，“项羽怨怀王不肯令与沛公俱西入关，而北救赵，后天下约。乃曰：‘怀王者，吾家项梁所立耳，非有功伐，何以得主约！本定天下，诸将及籍也。’乃详（佯）尊怀王为义帝，实不用其命”。后来项羽逼迫义帝迁长沙郴县（今湖南郴州），命人杀害，“汉王闻之，袒而大哭。遂为义帝发丧，临三日。发使者告诸侯曰：‘天下共立义帝，北面事之。今项羽放杀义帝于江南，大逆无道。寡人亲为发丧，诸侯皆缟素。悉发关内兵，收三河士，南浮江汉以下，愿从诸侯王击楚之杀义帝者。’”（《史记·高祖本纪》）
⑤诸侯叛之也，以弑义帝也：据《史记·高祖本纪》：“项羽出关，使人徙义帝。曰：‘古之帝者地方千里，必居上游。’乃使使徙义帝长沙郴县，趣义帝行，群臣稍倍叛之，乃阴令衡山王、临江王击之，杀义帝江南。”此后田荣、陈馀、张耳等皆叛项羽。
⑥与：原作“以”，据《百川学海》本、《东坡后集》《苏轼文集》《经进东坡文集事略》改。
⑦本心：《苏轼文集》《经进东坡文集事略》无“心”字。
【译文】
陈涉之所以得民心，是因为打出项燕和扶苏的名义；项梁、项羽之兴，是因为立楚怀王的孙子心为义帝，而诸侯背叛他，又是因为他杀死了义帝。拥立义帝，范增是谋主，义帝的生死，不只关系西楚的盛衰，也是与范增祸福相关的，不可能义帝被杀而范增还能长久地活着。项羽杀宋义，是要弑义帝的先兆。项羽弑杀义帝时，其实已经怀疑范增的意图了，哪还要等到陈平的反间计呢！物必定是先腐烂了然后生虫，人必定是先起了疑心然后谗言才能被听信，陈平虽然聪明，又怎能离间无疑心的君主呢？
吾尝论义帝，天下之贤主也，独遣沛公入关而不遣项羽①，识卿子冠军于稠人之中而擢以为上将②，不贤而能如是乎？羽既矫杀卿子冠军，义帝必不能堪，非羽弑帝，则帝杀羽，不待智者而后知也。增始劝项梁立义帝，诸侯以此服从，中道而弑之，非增之意也。夫岂独非其意，将必力争而不听也。不用其言，杀其所立，项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。
【注释】
①独遣沛公入关而不遣项羽：据《史记·高祖本纪》，秦二世二年（前208）楚怀王令宋义、项羽、范增救赵，令沛公（刘邦）西向入关，与诸将约定先入关中者王之。项羽因秦军破项梁，欲报仇，愿与沛公西入关。但怀王诸老将认为，项羽屠杀太多，“不如更遣长者扶义而西，告谕秦父兄。秦父兄苦其主久矣，今诚得长者往，毋侵暴，宜可下。……独沛公素宽大长者，可遣”。怀王乃不许项羽向西。
②稠（chóu）人：众人。
【译文】
我曾经评价义帝，认为是天下的贤主，他只派刘邦西向入关而不派项羽，在众人之中发现宋义并提拔他为上将军，如果不贤明能像这样吗？所以项羽假借义帝的王命杀死宋义，义帝必定不能容忍，不是项羽杀义帝，就是义帝杀项羽，这不用多聪明的人就能知道。范增一开始劝项梁拥立义帝，诸侯因此而服从项梁，到中途项羽弑杀义帝，并非是范增的主意。岂止不是他的主意，他还会竭力劝阻但项羽不听。不听取他的谏言，杀死他所拥立之人，项羽怀疑范增必定是从这时候开始的。
方羽杀卿子冠军，增与羽比肩而事义帝，君臣之分未定也。为增计者①，力能诛羽则诛之，不能则去之，岂不毅然大丈夫也哉？增年已七十，合则留，不合则去，不以此时明去就之分②，而欲依羽以成功，陋矣！虽然，增，高帝之所畏也，增不去，项羽不亡。呜呼！增亦人杰也哉③。
【注释】
①者：原作“也”，据《东坡后集》《苏轼文集》《经进东坡文集事略》改。
②去就：离去和接近。《庄子·秋水》：“宁于祸福，谨于去就。”多用来表示去和留、舍和取、遁世和入仕（处和出）等选择。
③人杰：人中的豪杰。《史记·高祖本纪》记载汉高祖称张良、萧何、韩信三人“皆人杰也，吾能用之，此吾所以取天下也。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，此其所以为我擒也”。
【译文】
当项羽杀宋义的时候，范增和项羽还并肩共同侍奉义帝，他们之间的君臣身份还未确定。替范增考虑的话，若有能力诛杀项羽就杀掉他，若不能就离开他，这样做岂不是行事果断的大丈夫？范增已过七十，意见相合便留下，不合便离开，不在这时候搞明白去留的道理，却想依附项羽取得成功，真是浅陋啊！即便如此，范增依然是汉高帝所畏惧的人，范增不离开，项羽不会灭亡。唉！范增也是人中豪杰啊！
游士失职之祸
【题解】
本篇所论为战国时的养士之风。苏轼在此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话题，他认为天下有一些“天民之秀杰者”，在智、勇、辩、力四方面有所长，就好比“鸟兽之有鸷猛，昆虫之有毒螫”，这些人是不会粗衣劣食地为人所役使的，而要“役人以自养”。有识的君主应该把他们从人群中找出来妥善安置，这样天下才能安定，战国之时养士便是如此。苏轼这个思想，大约来源于《左传·襄公九年》的“君子劳心，小人劳力，先王之制也”，还有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的“有大人之事，有小人之事”以及“或劳心，或劳力。劳心者治人，劳力者治于人。治于人者食人，治人者食于人”，这里区分了劳心与劳力，食人与食于人，苏轼所说的秀杰者，便是治人者。而《资治通鉴》卷十八全文照录了班固和荀悦对游侠的评论，则可能直接促成了苏轼本文的写作，苏轼所举事例甚至表达语句都有和班固一致的地方。苏轼曾在《徐州上皇帝书》中请求给京东等五路别开仕进之途，这样一来，“则豪杰英伟之士，渐出于此途，而奸猾之党，可得而笼取也”（《苏轼文集》卷二六）。豪杰和奸猾在一定的环境和时事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，而他们都属于“天民之秀杰者”。黄震评本文云：“论春秋战国之士为天民之秀杰，而失职者善观世变作，亦足以见东坡胸襟宏阔，足以包容天下之士。然战国世变，难以常论，而士之沦胥其间，往往多盗贼小人之为。若尽以为天民之秀杰，则恐大过。”（《黄氏日抄》卷六二《苏文·后集·志林》）其实未能体会苏轼的深意，盗贼也是秀杰者。不过苏轼也清楚，给这些人出路，只是面对现实的社会和人性的一种权宜安排，本文最后也说了，先王之政不是这样的，无论君子还是小人，无论豪杰还是奸猾，都应该学道啊。又见《苏轼文集》卷五《论养士》。《经进东坡文集事略》卷十四题为《六国论》，不准确。
春秋之末，至于战国，诸侯卿相皆争养士。自谋夫说客、谈天雕龙、坚白同异之流①，下至击剑扛鼎、鸡鸣狗盗之徒②，莫不宾礼，靡衣玉食以馆于上者③，何可胜数。越王勾践有君子六千人④，魏无忌、齐田文、赵胜、黄歇、吕不韦⑤，皆有客三千人，而田文招致任侠奸人六万家于薛⑥。齐稷下谈者亦千人⑦，魏文侯、燕昭王、太子丹⑧，皆致客无数。下至秦、汉之间，张耳、陈馀号多士⑨，宾客厮养⑩，皆天下豪杰⑪，而田横亦有士五百人⑫。其略见于传记者如此，度其馀，当倍官吏而半农夫也。此皆奸民蠹国者⑬，民何以支而国何以堪乎？
【注释】
①谈天雕龙：《史记·孟子荀卿列传》记战国时齐国人说，“谈天衍，雕龙奭”，意思是说驺（邹）衍谈天道，驺（邹）奭修饰驺衍之说，如雕镂龙纹那样繁复，故曰“雕龙”。坚白同异：指战国时公孙龙的学说。《史记·孟子荀卿列传》：“而赵亦有公孙龙为坚白、同异之辩。”《庄子·秋水》记公孙龙之语：“龙少学先王之道，长而明仁义之行；合同异，离坚白。”今存《公孙龙子》六篇，有《坚白论》一篇。
②击剑扛（ɡānɡ）鼎：“击剑”指善于击剑，“扛鼎”指力能举鼎。《庄子·说剑》：“昔赵文王喜剑，剑士夹门，而客三千馀人。”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：“籍长八尺馀，力能扛鼎。”鸡鸣狗盗：鸡鸣狗盗之徒，原是指战国时孟尝君的两个门客，一人会学鸡鸣，一人会学狗穿穴为盗，均在危急关头帮助了孟尝君（见《史记·孟尝君列传》）。这里泛指具有各种技艺的人。
③靡衣玉食：犹言锦衣玉食。靡衣，指靡丽的衣服。《汉书·韩信传》：“名闻海内，威震诸侯，众庶莫不辍作怠惰，靡衣偷食，倾耳以待命者。”颜师古注：“靡，轻丽也。”
④越王勾践有君子六千人：越王勾践，见本卷《论子胥种蠡》。“君子六千人”的说法出自《史记·越王勾践世家》：“发习流二千人，教士四万人，君子六千人，诸御千人，伐吴。”
⑤魏无忌：战国时魏国公子无忌，号信陵君，魏昭王少子、魏安釐（xī）王的异母弟。《史记·魏公子列传》记其礼贤下士，不敢以富贵骄士，“士以此方数千里争往归之，致食客三千人。当是时，诸侯以公子贤，多客，不敢加兵谋魏十馀年”。齐田文：战国时齐国田文，号孟尝君，其父田婴是齐威王的少子。曾为齐国相。《史记·孟尝君列传》称其有食客三千人。赵胜：赵武灵王之子，号平原君，曾为赵惠文王及赵孝成王相。《史记·平原君虞卿列传》记其“宾客盖至者数千人”。黄歇：战国时楚国人。曾为楚考烈王相，号春申君，封于吴。《史记·春申君列传》记“春申君客三千馀人”。吕不韦：战国时人，生于濮阳（今属河南）。原为阳翟商人，将秦国公子异人从赵国送回秦国，立为太子，前249年异人即位为秦庄襄王，吕不韦为相，封文信侯。前237年罢相，迁蜀，自杀。《史记·吕不韦列传》：“当是时，魏有信陵君，楚有春申君，赵有平原君，齐有孟尝君，皆下士，喜宾客以相倾。吕不韦以秦之强，羞不如，亦招致士，厚遇之，至食客三千人。”
⑥田文招致任侠奸人六万家于薛：《史记·孟尝君列传》太史公曰：“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，盖六万馀家矣。”“薛”是孟尝君田文的封地，其地在今山东枣庄薛城区与滕州一带。
⑦齐稷（jì）下谈者亦千人：稷下，是齐国国都临淄（今山东淄博临淄区）的一处地名，齐威王始于其地建学宫，招揽天下贤才。其学至齐宣王时尤盛。《史记·田敬仲完世家》：“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，自如驺衍、淳于髡、田骈、接予、慎到、环渊之徒七十六人，皆赐列第，为上大夫，不治而议论。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，且数百千人。”亦，原作“六”，据《百川学海》本、《东坡后集》《苏轼文集》《经进东坡文集事略》改。
⑧魏文侯：名斯，战国时魏国国君，前445年至前396年在位。魏文侯以子夏为师，礼敬段干木、田子方，使用吴起、李克等人。《史记·魏世家》载秦人语，“魏君贤人是礼，国人称仁”。燕昭王：战国时燕国国君。燕王哙之子。《史记·燕召公世家》：“燕昭王于破燕之后即位，卑身厚币以招贤者。……郭隗曰：‘王必欲致士，先从隗始。况贤于隗者，岂远千里哉！’于是昭王为隗改筑宫而师事之。乐毅自魏往，邹衍自齐往，剧辛自赵往，士争趋燕。”太子丹：名丹，战国末年燕王喜之子。曾养士荆轲、秦舞阳等以刺秦王。《史记·燕召公世家》：“燕见秦且灭六国，秦兵临易水，祸且至燕。太子丹阴养壮士二十人。”
⑨张耳：大梁（今河南开封）人。秦末汉初将领。陈胜起义后，张耳、陈馀随陈胜将武臣攻入河北，武臣自立赵王。武臣死后，张耳、陈馀以赵歇为赵王。秦军围赵歇、张耳于钜鹿，陈馀不救，二人乃生嫌隙，终至反目。前206年项羽屠咸阳，自立为西楚霸王，封张耳为常山王。陈馀与田荣叛楚，攻张耳。张耳归附汉王刘邦。前204年韩信破赵，陈馀死，张耳封赵王。陈馀：大梁（今河南开封）人。秦末汉初将领。项羽封诸王之后，陈馀与田荣叛楚攻赵，迎立赵歇为赵王，自为代王。后为韩信军击败而死。张耳、陈馀事见《史记·张耳陈馀列传》。多士：众多的贤士。《诗经·大雅·文王》：“济济多士，文王以宁。”《史记·张耳陈馀列传》太史公曰：“张耳、陈馀，世传所称贤者；其宾客厮役，莫非天下俊桀，所居国无不取卿相者。”
⑩宾客厮养：厮养，指劈柴和烹饪。这里是说张耳、陈馀手下的一个干杂活的人。《史记·张耳陈馀列传》记载，武臣（赵王）与张耳、陈馀攻占河北后，不听从陈涉之命西向击秦，而是向北攻略燕地。赵王偶然被燕军俘获囚禁，燕人提出要分一半的赵地，才能归还赵王。“使者往，燕辄杀之以求地。张耳、陈馀患之。有厮养卒谢其舍中曰：‘吾为公说燕，与赵王载归。’”此人成功劝说燕将释放赵王，与之俱归。
⑪豪杰：《百川学海》本、《东坡后集》《苏轼文集》作“豪俊”，《经进东坡文集事略》作“俊杰”。
⑫田横：齐国贵族。秦末陈胜起义后，田横与兄田儋、田荣占据齐地，田儋称齐王，旋为章邯军所败。后田荣为王，复为项羽所败。田横立田荣子田广为齐王，自为相。前201年韩信破齐，田横逃亡。前202年刘邦称帝后，田横与五百徒属入海居岛中。刘邦派人召田横至洛阳，田横途中自杀。其从者二人及在海岛中的五百人亦皆自杀。见《史记·田儋列传》。
⑬奸民蠹（dù）国：祸害人民和蛀蚀国家。荀悦《汉纪》卷十：“世有三游，德之贼也：一曰游侠，二曰游说，三曰游行。立气势，作威福，结私交，以立强于世者，谓之游侠。饰辨辞，设诈谋，驰逐于天下以要时势者，谓之游说。色取仁以合时好，连党类、立虚誉以为权利者，谓之游行。此三游者，乱之所由生也。伤道害德，败法惑世，失先王之所慎也。国有四民，各修其业，不由四民之业者，谓之奸民。奸民不生，王道乃成。凡此三游之作，生于季世，周秦之末尤甚焉。”荀悦这段话被司马光收入《资治通鉴》卷十八。此外班固《汉书·游侠传》序（《资治通鉴》卷十八亦采入）所举史实，如四公子、陈豨、吴濞、淮南、魏其、武安等，也见于本文。可见《资治通鉴》所引班固、荀悦的文字，对本文有直接的影响。蠹，蛀蚀。
【译文】
春秋末年直至战国时期，诸侯卿相都争相养士。从谋士说客，到谈天的邹衍，雕龙的邹奭，论辨坚白、同异的名家，下至善于击剑、力能扛鼎的武士，鸡鸣狗盗之徒，无不待以上宾的礼遇，穿上华丽的衣服，享用美食佳肴，住在上等馆舍，这样的人不可胜数。越王勾践有君子六千人，魏国的信陵君魏无忌、齐国的孟尝君田文、赵国的平原君赵胜、楚国的春申君黄歇、秦国的宰相吕不韦，都各有宾客三千人，而孟尝君田文还招揽天下侠客和奸盗之人六万家到薛地。齐国稷下学宫中能言善辩的也有千人，魏文侯、燕昭王、燕太子丹，都招致无数的宾客。到秦、汉之际，张耳、陈馀都号称手下贤士众多，甚至从事杂役的宾客都是天下豪杰，而田横也有士五百人。于史书传记中粗略可见的已然如此，推想其馀，这些诸侯卿相所养的士人，应当有官吏的一倍之多，农民的一半之数。这些害民祸国之人，民众如何能支撑他们的花费，国家又何以承受这群人的负担？
苏子曰：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。国之有奸也，犹鸟兽之有鸷猛①，昆虫之有毒螫也②。区处条理，使各安其处，则有之矣；锄而尽去之，则无是道也。吾考之世变，知六国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，盖出于此，不可以不察也。
【注释】
①鸷（zhì）：凶猛的鸟。
②毒螫（shì）：毒物，毒虫。
【译文】
苏子说：这种人哪怕在先王的时代都不能避免。国家中有奸民，就像鸟兽中有猛禽猛兽、昆虫中有毒螫之虫一样。把他们好好地安顿处置，让他们各得其所，那还可以办到；要把他们全部铲除干净，那是做不到的。我考察世道之演变，明白六国之所以能长久，而秦朝之所以会速亡，大概就是由于这个原因，人们不能不细察啊。
夫智、勇、辩、力，此四者皆天民之秀杰者也①。类不能恶衣食以养人，皆役人以自养者也，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贵与此四者共之②。此四者不失职③，则民靖矣。四者虽异，先王因俗设法，使出于一：三代以上出于学④，战国至秦出于客，汉以后出于郡县吏⑤，魏、晋以来出于九品中正⑥，隋、唐至今出于科举，虽不尽然，取其多者论之。六国之君虐用其民，不减始皇、二世⑦，然当是时百姓无一人叛者，以凡民之秀杰者多以客养之，不失职也。其力耕以奉上，皆椎鲁无能为者⑧，虽欲怨叛，而莫为之先。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。
【注释】
①辩：原作“辨”，据《百川学海》本、《东坡后集》《苏轼文集》《经进东坡文集事略》改。天民：指民间的贤人。《孟子·尽心上》：“有天民者，达可行于天下而后行之者也。”朱熹注：“民者，无位之称。以其全尽天理，乃天之民，故谓之天民。”苏轼在《祭张文定公文三首》其一中称父亲苏洵为“古之天民”（《苏轼文集》卷六三）。
②富贵：原作“贵富”，据《百川学海》本、《东坡后集》《苏轼文集》《经进东坡文集事略》改。
③此：原作“其”，据《百川学海》本、《东坡后集》《苏轼文集》《经进东坡文集事略》改。
④三代以上出于学：夏、商、周三代时从学校里选拔人才。根据《礼记·王制》的说法：“命乡，论秀士，升之司徒，曰选士。司徒论选士之秀者而升之学，曰俊士。升于司徒者，不征于乡；升于学者，不征于司徒，曰造士（孔颖达注：学业既成，即为造士）。”“王命三公、九卿、大夫、元士皆入学。”“大乐正论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，而升诸司马，曰进士。司马辨论官材，论进士之贤者以告于王，而定其论。”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：“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。庠者养也，校者教也，序者射也。夏曰校，殷曰序，周曰庠，学则三代共之，皆所以明人伦也。”
⑤汉以后出于郡县吏：汉代人才多有出于郡县小吏的。苏轼《徐州上皇帝书》：“汉法：郡县秀民，推择为吏，孝行察廉，以次迁补，或至二千石，入为公卿。古者不专以文词取人，故得士为多。黄霸起于卒史，薛宣奋于书佐，朱邑选于啬夫，丙吉出于狱吏，其馀名臣循吏，由此而进者不可胜数。”（《苏轼文集》卷二六）顺便说，《徐州上皇帝书》建议神宗在京东等五路别开仕进之门，因为苏轼在密州、徐州为官时，发现这些地方的人多“胆力绝人，喜为剽掠，小不适意，则有飞扬跋扈之心，非止为盗而已”，而不善科举应试，故朝廷应为之另谋出路。苏轼建议让五路监司郡守选以补牙职（官府的警卫），“则豪杰英伟之士，渐出于此途，而奸猾之党，可得而笼取也”。本文可以说是《徐州上皇帝书》的理论基础。
⑥九品中正：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官吏选拔制度，亦称“九品官人法”。该法是在各郡国设中正一人，由其参考乡里的评论，将本郡之士分为一至九品的等级，状其德行，向朝廷汇报。该法始于220年，根据陈群的建议而施行。《三国志·魏书·常林传》注引《魏略》云：“国家始制九品，各使诸郡选置中正，差叙自公卿以下至于郎吏，功德材行所任。”
⑦始皇、二世：秦始皇和秦二世。秦始皇，前247年为秦王，前221年秦国灭山东六国，统一天下，称“始皇帝”。见本卷《秦拙取楚》。秦二世，名胡亥，秦始皇子。前210年秦始皇病死，赵高串通丞相李斯，立胡亥为皇帝。二世三年（前207）被逼自杀。
⑧椎（chuí）鲁：愚钝，愚鲁。
【译文】
智慧、勇敢、善辩、有力，有这四种能力的人都是天下的优秀人才。他们原本就不可能让自己忍受粗劣的衣食而去供养侍奉他人，都是靠着役使别人来养活自己，所以先王要把天下的富贵和这四类人共享。如果这四类人不失其所从事的职业，则民众安定。这四类人虽然各有不同，先王还是根据世俗风尚来设置法度，令他们能从一个地方冒出来：夏、商、周从学校选拔出来，战国至秦朝出于宾客，汉代出于郡县官吏，魏、晋以来出于九品中正制，隋、唐至今出于科举，虽然不是全都出于此途，这里取其大多数而言。战国时六国国君残虐其民，程度并不比秦始皇和秦二世轻，但当时没有一人反叛的，这是因为那些秀杰之士大多作为宾客养了起来，未失其职事。而那些仅凭力气耕地以供养上层的人，都是一些愚钝而无所作为的人，虽然会怨恨而想反叛，可没有人来带头。这就是当时国家少有安宁而又没迅速灭亡的原因了。
始皇初欲逐客，因李斯之言而止①。既并天下，则以客为无用，于是任法而不任人，谓民可以恃法而治，谓吏不必才取，能守吾法而已。故堕名城，杀豪杰②，民之秀异者散而归田亩。向之食于四公子、吕不韦之徒者③，皆安归哉？不知其能槁项黄馘以老死于布褐乎④？抑将辍耕太息以俟时也⑤？秦之乱虽成于二世，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，有以处之，使不失职，秦之亡不至若是速也⑥。纵百万虎狼于山林而饥渴之，不知其将噬人⑦。世以始皇为智，吾不信也。
【注释】
①始皇初欲逐客，因李斯之言而止：秦王嬴政十年（前237），秦国宗室大臣建议秦王驱逐各国来秦的客，楚人李斯为秦之客卿，亦在驱逐之列，乃上书。秦王阅后乃除逐客之令，复李斯官。事和上书之文均见《史记·李斯列传》。其文章后被《文选》收入，名《上秦始皇书》，今通称《谏逐客书》。
②堕（huī）名城：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引贾谊《过秦论》：“堕名城，杀豪俊，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，销锋铸鐻，以为金人十二。”《集解》引应劭注：“坏坚城，恐人复阻以害己也。”堕，毁坏。义同前《论鲁三桓》之“堕三都”。
③向：以前，之前。四公子：战国四公子，即前面提到的魏无忌（信陵君）、田文（孟尝君）、赵胜（平原君）、黄歇（春申君）。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引贾谊《过秦论》：“当是时，齐有孟尝，赵有平原，楚有春申，魏有信陵。此四君者，皆明知而忠信，宽厚而爱人，尊贤重士，约从离衡。”
④槁项黄馘（xù）：语出《庄子·列御寇》：“夫处穷闾厄巷，困窘织屦，槁项黄馘者，商之所短也。”成玄英疏：“颈项枯槁而顦顇，头面黄瘦而馘厉（长癞疮）。”意为枯槁的颈项，黄瘦的面容。馘，指面、脸。
⑤辍耕太息：停下耕作而叹息。暗指陈胜（陈涉）事。《史记·陈涉世家》：“陈涉少时，尝与人佣耕，辍耕之垄上，怅恨久之，曰：‘苟富贵，无相忘。’庸者笑而应曰：‘若为庸耕，何富贵也？’陈涉太息曰：‘嗟乎！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！’”苏轼在这里提出的问题，答案显然是后者，也就是那些六国和吕不韦之客，后来成为像陈胜那样的人。实际上陈胜起义后天下群雄兴起，很多就是这些人。如张耳少时就曾是信陵君之客。俟：原作“侯”，据《百川学海》本、《东坡后集》《苏轼文集》《经进东坡文集事略》改。
⑥若是速：《苏轼文集》作“若此之速”。
⑦噬（shì）：咬。
【译文】
秦始皇一开始打算驱逐宾客，因为李斯的建言而停止。统一天下后，秦始皇认为宾客已经无用，于是施用法令而不任用人才，认为老百姓可以靠法令来统治，认为吏不必考虑其才能而举用，只要能严格执行法令就行了。所以拆毁名城，诛杀豪杰，秀杰之士分散而归于田间。过去取食于战国四公子和吕不韦的那些人，都到哪里去了呢？不知他们是否会在粗布短褐的贫苦生活中面黄肌瘦地老死？还是会辍耕叹息、等待时机到来呢？秦末之战乱虽然在秦二世时发生，然而假如秦始皇知道畏惧这四种人，设法安置他们，让他们不失去职事，秦朝的灭亡不至于如此迅速。把百万只虎狼放归山林之中而不给它们吃的喝的，竟然不知道它们将会出来吃人。世人认为秦始皇有智慧，我是不相信的。
楚、汉之祸①，生民尽矣，豪杰宜无几，而代相陈豨从车千乘②，萧、曹为政③，莫之禁也。至文、景、武之世④，法令至密，然吴濞、淮南、梁王、魏其、武安之流⑤，皆争致宾客，世主不问也。岂惩秦之祸，以为爵禄不能尽縻天下士⑥，故少宽之，使得或出于此也耶？若夫先王之政则不然，曰：“君子学道则爱人，小人学道则易使也⑦。”呜呼！此岂秦汉之所及也哉！
【注释】
①楚、汉之祸：秦末纷争，西楚霸王项羽和汉王刘邦争夺天下，最终刘邦胜利，建立汉朝。
②陈豨（xī）：宛朐（今山东菏泽西南）人。汉初将领，前202年封阳夏侯。前200年汉高祖任陈豨为代相，监赵、代两地的边兵。前196年反叛，自立为代王，兵败身死。《史记·韩信卢绾列传》：“豨常告归过赵，赵相周昌见豨宾客随之者千馀乘，邯郸官舍皆满。”
③萧、曹：萧何与曹参。萧何，沛县（今属江苏）人。汉朝开国功臣。刘邦为汉王时即为丞相，刘邦登基后封酂侯，论功为第一。曹参，沛县（今属江苏）人。汉朝开国功臣。继萧何为相国。曹参死后，百姓歌曰：“萧何为法，觏（jiǎng）若画一。曹参代之，守而勿失。载其清净，民以宁一。”（《史记·曹相国世家》）
④文、景、武：西汉的文帝、景帝、武帝。见卷四《人物·王嘉轻减法律事见梁统传》。
⑤吴濞（pì）：指吴王刘濞，汉高祖刘邦兄长刘仲之子。汉高帝十二年（前195）封吴王，定都广陵（今江苏扬州）。汉景帝三年（前154），吴王刘濞联合楚王刘戊、赵王刘遂、济南王刘辟光、淄川王刘贤、胶西王刘卬、胶东王刘雄渠反叛，三个月后被平定。史称“七国之乱”。见《史记·吴王濞列传》。传中提到吴王“麾下壮士数千人”。吴濞，《苏轼文集》作“吴王濞”。淮南：淮南王刘安，汉高祖刘邦之孙，淮南王刘长之子。汉文帝十六年（前164）封淮南王。汉武帝元狩元年（前122），刘安与衡山王刘赐（刘安弟）谋反，事泄被杀。《史记·淮南衡山列传》言刘安“阴结宾客”，《索隐》引《淮南要略》云：“安养士数千，高才者八人，苏非、李尚、左吴、陈由、伍被、毛周、雷被、晋昌，号曰八公也。”梁王：梁孝王刘武，汉景帝同母弟。前168年为梁王。“七国之乱”时，刘武御敌有功，又以窦太后宠爱，欲继景帝为皇帝，事未成。《史记·梁孝王世家》记梁孝王“招延四方豪杰，自山以东，游说之士莫不毕至，齐人羊胜、公孙诡、邹阳之属”，可见其养士之盛。魏其：魏其侯窦婴，观津（今河北衡水）人。汉初大臣。文帝时为吴相，景帝时初为詹事，后为太子太傅，大将军。因平定“七国之乱”有功，封魏其侯。武帝时为丞相，后被杀。《史记·魏其武安侯列传》云：“七国兵已尽破，封婴为魏其侯。诸游士宾客争归魏其侯。”“籍福说武安侯曰：‘魏其贵久矣，天下士素归之。’”武安：武安侯田蚡（fén），汉景帝皇后的同母异父弟。汉景帝时为太中大夫。汉武帝即位后封为武安侯，任太尉。后两次任丞相，与窦婴争权。《史记·魏其武安侯列传》云：“武安侯新欲用事为相，卑下宾客，进名士家居者贵之，欲以倾魏其诸将相。”
⑥縻（mí）：束缚，捆绑。
⑦君子学道则爱人，小人学道则易使也：语见《论语·阳货》。
【译文】
经过楚、汉相争，百姓差不多死光了，豪杰也应该所剩无几，然而跟随代相陈豨的车子居然有千辆之多，萧何、曹参为相执政，也不能禁止。到了汉文帝、景帝、武帝的时候，法令已经相当严密，可是吴王刘濞、淮南王刘安、梁王刘武、魏其侯窦婴、武安侯田蚡这些人，都争先恐后地广招宾客，而皇帝也不过问。难道是吸取了秦朝灭亡的教训，认为朝廷的官爵俸禄还不能捆住天下士人，所以稍为宽限，让他们有可能从这里得到出路吧？至于古代先王的政治则不是这样，孔子说：“君子学道则会爱护别人，小人学道就容易被人役使。”哎！这哪是秦汉所能赶上的啊！
赵高李斯
【题解】
本篇由赵高、李斯杀扶苏的话题入手，认为秦国“禁奸备乱”的办法很严密，却招致此乱。苏轼认为，其实天欲亡一国，“其祸败必出于智所不及”，不是靠智慧就能解决的，“圣人为天下，不恃智以防乱，恃吾无致乱之道耳”，而秦国的“致乱之道，在用赵高”。苏轼由此批判了“阉尹之祸”，“以戒后世人主如始皇、汉宣者”。在此之后，苏轼又提出新的论题，即秦之失道，其实在于商鞅制定的严刑峻法，苏轼由此提倡为政应以“忠恕为心而以平易为政”。谢枋得分析此论“主意有两说”，“前一段说始皇罪在用赵高，附入汉宣任恭、显事；后一段说始皇之果于杀，其祸反及其子孙，附入汉武杀戾太子事。此文法尤妙”（《文章轨范》卷三《秦始皇扶苏论》）。又见《苏轼文集》卷五《论始皇汉宣李斯》。《经进东坡文集事略》卷十四题为《始皇论下》。
秦始皇帝时，赵高有罪，蒙毅案之，当死，始皇赦而用之①。长子扶苏好直谏，上怒，使北监蒙恬兵于上郡②。始皇东游会稽，并海走琅琊，少子胡亥、李斯、蒙毅、赵高从③。道病，使蒙毅还祷山川，未反而上崩。李斯、赵高矫诏立胡亥，杀扶苏、蒙恬、蒙毅，卒以亡秦。
【注释】
①“秦始皇帝时”五句：赵高，原为赵国人，后入秦为宦官，曾为中车府令、郎中令。秦始皇三十七年（前210），秦始皇在巡行天下时死去，此时长子扶苏在上郡（今陕西榆林、延安一带），秦始皇有遗诏令扶苏将兵交给将军蒙恬，回咸阳会葬。丞相李斯秘不发丧，赵高扣留了给扶苏的遗诏，劝胡亥自立。赵高又说服李斯，一同立胡亥为太子，假造遗诏给扶苏和蒙恬，命他们自杀。事定后乃发丧，以胡亥为二世皇帝。后赵高构陷杀害李斯。秦末天下起义，赵高杀秦二世，立子婴为秦王，不久被子婴所杀。事见《史记》的《秦始皇本纪》《李斯列传》《蒙恬列传》。蒙毅，原为齐国人，秦将蒙武之子，蒙恬之弟。秦始皇时位至上卿，颇受亲信。秦始皇巡游天下，病重，命蒙毅去名山大川祈祷，期间秦始皇病死，胡亥为二世皇帝，赵高谗毁蒙毅、蒙恬兄弟，皆杀之。《史记·蒙恬列传》记载：“（赵）高有大罪，秦王令蒙毅法治之。毅不敢阿法，当高罪死，除其宦籍。帝以高之敦于事也，赦之，复其官爵。”
②“长子扶苏好直谏”三句：扶苏，秦始皇长子。秦始皇三十五年（前212），扶苏因多次直谏，被派往上郡（今陕西榆林、延安一带）监兵。两年后（前210），秦始皇在巡行途中病死，遗诏命扶苏回咸阳处理丧事，赵高串通丞相李斯，立胡亥为帝，矫遗诏命扶苏自杀。见《史记》的《秦始皇本纪》《李斯列传》《蒙恬列传》。蒙恬，先世为齐人，秦国大将。前221年蒙恬在灭齐战争中有功，拜为内史。随后率三十万众北逐匈奴，修筑长城。秦始皇三十五年（前212）公子扶苏至上郡监兵，蒙恬为将。秦始皇死后，赵高、李斯矫诏杀害扶苏和蒙恬。见《史记·蒙恬列传》。
③“始皇东游会稽”三句：胡亥，秦始皇子，即秦二世皇帝。李斯，秦朝丞相。秦始皇死后，李斯在赵高劝说下立胡亥为太子，旋即位为二世皇帝。不久李斯被赵高构陷，诬其父子谋反，被腰斩，灭三族。见《史记·李斯列传》。《史记·李斯列传》云：“始皇三十七年十月，行出游会稽，并海上，北抵琅邪。丞相斯、中车府令赵高兼行符玺令事，皆从。始皇有二十馀子，长子扶苏以数直谏上，上使监兵上郡，蒙恬为将。少子胡亥爱，请从，上许之。馀子莫从。”又据《史记·蒙恬列传》，秦始皇“道病，使蒙毅还祷山川”，故知蒙毅亦从始皇游。会稽，今浙江绍兴。并海，挨着、沿着海岸。琅琊，秦时琅琊在今山东青岛。
【译文】
秦始皇时，赵高有罪，蒙毅负责审理，本应当判处死刑，秦始皇赦免了赵高并且任用他。长子扶苏喜欢直谏，秦始皇很生气，让他北上去上郡监督蒙恬的军队。秦始皇东游会稽，沿海行船来到琅琊，少子胡亥与李斯、蒙毅、赵高都跟随他。秦始皇在途中得病，派蒙毅到名山大川去祷告，还没返回秦始皇便驾崩了。李斯、赵高假造诏书立胡亥为皇帝，杀害扶苏、蒙恬、蒙毅，最终秦国灭亡。
苏子曰：始皇制天下轻重之势①，使内外相形以禁奸备乱者，可谓密矣。蒙恬将三十万人，威振北方，扶苏监其军，而蒙毅侍帷帐为谋臣②，虽有大奸贼，敢睥睨其间哉③？不幸道病，祷祠山川尚有人也，而遣蒙毅，故高、斯得成其谋。始皇之遣毅，毅见始皇病，太子未立而去左右，皆不可以言智。然天之亡人国，其祸败必出于智所不及。圣人为天下，不恃智以防乱，恃吾无致乱之道耳。始皇致乱之道，在用赵高。夫阉尹之祸④，如毒药猛兽，未有不裂肝碎胆者也⑤。自书契以来，惟东汉吕强、后唐张承业二人⑥，号称善良⑦，岂可望一二于千万，以徼必亡之祸哉⑧？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，如汉桓、灵⑨，唐肃、代⑩，犹不足深怪，始皇、汉宣皆英主⑪，亦湛于赵高、恭、显之祸⑫。彼自以为聪明人杰也，奴仆熏腐之馀何能为⑬，及其亡国乱朝，乃与庸主不异。吾故表而出之，以戒后世人主如始皇、汉宣者。
【注释】
①制天下轻重之势：裁量决断天下各地轻重之不同。
②帐：《百川学海》本、《东坡后集》《苏轼文集》《经进东坡文集事略》作“幄”。
③睥睨（pì nì）：窥视，窥探。
④阉（yān）尹：管理宦者的宦官。也指宦者（太监）中的高级官员。《吕氏春秋·仲冬纪·十一月》：“是月也，命阉尹，申宫令，审门闾，谨房室，必重闭。”高诱注：“阉，宫官。尹，正也。于《周礼》为宫人，掌王之六寝，故命之。”
⑤裂肝碎胆：形容极其沉痛或愤怒。胆，《百川学海》本、《东坡后集》《苏轼文集》《经进东坡文集事略》作“首”。
⑥吕强：字汉盛，河南成皋（今河南荥阳西北）人。东汉末年宦官。少以宦者为小黄门，再迁中常侍。为人清忠奉公。黄巾起事时，汉灵帝问其所宜施行，吕强建议先诛左右贪浊者，大赦党人，料简（考核）刺史、二千石能否。不久为中常侍赵忠、夏恽等构陷，自杀。事见《后汉书·吕强传》。张承业：本姓康，字继元，同州（今陕西大荔）人。唐末宦官。乾宁三年（896）为河东节度使李克用的监军，颇得其信用。908年李克用去世，张承业受遗命辅佐其子李存勖，李存勖以兄事之。921年，李存勖因诸将劝进，欲登基称帝。张承业在病中，令人将他从晋阳（今山西太原）抬到邺宫（在今河北临漳西南），劝止其称帝，次年病死。
⑦号称：原作“号称为”，据《百川学海》本、《东坡后集》《苏轼文集》《经进东坡文集事略》删“为”字。
⑧徼（jiǎo）：通“侥”，侥幸。这里的意思为侥幸免于。底本原作“致”，《东坡后集》《苏轼文集》《历代名贤确论》作“徼”，据改。《经进东坡文集事略》作“邀”，《百川学海》本作“傲”。
⑨汉桓、灵：东汉的桓帝和灵帝。汉桓帝，名刘志，字意，东汉末皇帝，146年至168年在位。在位时依赖宦官势力清除了外戚梁氏势力，造成宦官专权的局面，延熹九年（166）兴起第一次党锢之狱。汉灵帝，名刘宏，东汉末皇帝，168年至189年在位。灵帝在位期间，兴起了第二次党锢之惑。中平元年（184）黄巾起事，成为引起汉末群雄争战，最终导致东汉灭亡的导火索。
⑩唐肃、代：唐肃宗和唐代宗。唐肃宗，名李亨，唐玄宗之子，唐朝皇帝，756年至762年在位。唐肃宗在位时，信用宦官李辅国，宫廷中的宦官势力大为加强。唐代宗，名李豫，唐肃宗长子，唐朝皇帝，762年至779年在位。唐代宗即位后，先尊宦官李辅国为尚父，后派刺客将其暗杀。此后宦官程元振、鱼朝恩又相继为代宗宠信，总管禁军。
⑪始皇、汉宣：秦始皇、汉宣帝。秦始皇，嬴姓，名政。前247年即位为秦王，前230年至前221年，秦国先后灭韩、赵、魏、楚、燕、齐六国，统一天下，称“始皇帝”。汉宣帝，名刘询，汉武帝曾孙，戾太子刘据之孙，前74年至前48年在位。
⑫亦湛（chén）于赵高、恭、显之祸：这句是说，秦始皇没有杀赵高，汉宣帝没有杀弘恭、石显，招致后来的大祸。湛，同“沉”，沉陷，沉没。赵高，见前注。弘恭和石显（字君房）是西汉时的宦官。汉宣帝时，弘恭为中书令，石显为尚书仆射。汉元帝即位后数年，弘恭死，石显为中书令。元帝因生病，不亲政事，委石显以政。事无大小，皆依其决断，贵幸倾朝。后谋害丞相萧望之、太中大夫张猛、魏郡太守京房、待诏贾捐之等人。成帝即位后免官归故郡，道中病死。
⑬熏腐：古代宦者在阉割之后，必熏灼使伤口愈合，故称宦者为“熏腐之馀”。《后汉书·宦者传》序：“其有更相援引、希附权强者，皆腐身熏子，以自衒达。”李贤引韦昭注：“古者腐刑必熏合之。”
【译文】
苏子说：秦始皇裁断天下轻重的形势，让朝廷内外相互制约，以禁止奸贼，防备叛乱，可谓相当周密。蒙恬统率三十万大军，威震北方，又让扶苏监督其军，而蒙毅则作为谋臣在宫中侍奉，即使有大奸贼，哪敢窥伺其间？秦始皇在巡游途中不幸生病，本来可派往山川祷告的人很多，却偏偏派遣蒙毅，故而赵高和李斯实现了他们的阴谋。秦始皇派遣蒙毅，蒙毅看到秦始皇病重，在太子尚未确立时便离开，都不能算是有智慧。然而天意要灭亡一个国家，其祸患败亡肯定是智虑所不能及的。圣人治理天下，并不是依靠智谋来防备祸乱，而是靠那不造成祸乱的方法行事。秦始皇招致祸乱，根本在任用赵高。宦官之祸，如同毒药猛兽，没有不让人裂肝碎胆的。自有书籍记载以来，只有东汉的吕强和后唐的张承业，在宦官中可以称得上是善良，岂能寄希望于这成千上万中的一两个人，侥幸免于必当灭亡之祸患？然而历代国君都乐于任用宦官而不悔恨，如汉代的桓帝、灵帝，唐代的肃宗、代宗，这些倒还不必过多责怪，而像秦始皇、汉宣帝都是英明的君主，也深陷于赵高、弘恭、石显之祸。他们自以为是聪明杰出之人，那些受过腐刑阉割过的奴仆还能有什么作为，等到宦官亡国乱政之时，那些国君与平庸的君主也没什么分别。我因此揭示出来，用以告诫后世那些如同秦始皇、汉宣帝的君主。
或曰：“李斯佐始皇定天下，不可谓不智。扶苏亲始皇子，秦人戴之久矣，陈胜假其名犹足以乱天下①，而蒙恬持重兵在外，使二人不即受诛而复请之，则斯、高无遗类矣②。以斯之智而不虑此，何哉？”
【注释】
①陈胜假其名犹足以乱天下：陈胜假借扶苏的名义起事，见本卷《论范增》。假，借。
②无遗类：没有活着的，全被消灭。
【译文】
有人说：“李斯辅佐秦始皇平定天下，不能说没有智慧。扶苏是秦始皇的亲生儿子，秦人一直拥戴他，陈胜假借其名尚足以扰乱天下，而蒙恬率领重兵在外，如果他们二人不立即接受自杀之名令，而再次请命，那么李斯和赵高就会被消灭。以李斯的智慧竟然没有想到这一点，这是为什么呢？”
苏子曰：呜呼！秦之失道，有自来矣，岂独始皇之罪？自商鞅变法①，以诛死为轻典，以参夷为常法②，人臣狼顾胁息③，以得死为幸，何暇复请？方其法之行也，求无不获，禁无不止，鞅自以为轶尧、舜而驾汤、武矣④。及其出亡而无所舍⑤，然后知为法之弊。夫岂独鞅悔之，秦亦悔之矣。荆轲之变，持兵者熟视始皇环柱而走，莫之救者⑥，以秦法重故也。李斯之立胡亥，不复忌二人者，知威令之素行⑦，而臣子不敢复请也。二人之不敢请，亦知始皇之鸷悍而不可回也⑧，岂料其伪也哉？
【注释】
①商鞅变法：战国时卫国人商鞅在秦国变更法令，以求富国强兵。见本卷《司马迁二大罪》。
②参夷：诛灭三族。见卷四《人物·王嘉轻减法律事见梁统传》。参，原作“惨”，据《百川学海》本、《东坡后集》《苏轼文集》改。《经进东坡文集事略》作“叁”。
③狼顾：狼行走时常转头回看，以防袭击，后以喻畏惧。胁息：指屏住气息。后以喻因害怕而不敢出气。胁，通“翕（xī）”，收缩。
④鞅自以为轶（yì）尧、舜而驾汤、武：商鞅自以为超越了尧、舜和汤、武。《商君书·来民》云：“且古有尧、舜，当时而见称；中世有汤、武，在位而民服。此四王者，万世之所称也，以为圣王者也。然其道犹不能取用于后。……然则非圣别说，而听圣人难也。”轶，本指后车超前车，引申为超越。
⑤其出亡而无所舍：指商鞅逃亡而无人接纳之事。《史记·商君列传》记载，秦孝公死后，公子虔等诬告商鞅谋反，新君秦惠王发兵抓捕，“商君亡至关下，欲舍客舍。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，曰：‘商君之法，舍人无验者坐之。’商君喟然叹曰：‘嗟乎，为法之敝，一至此哉！’去之魏。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师，弗受”。商君返秦，出兵拒捕被杀。见《史记·商君列传》。
⑥“荆轲之变”三句：荆轲，战国末卫国人。为燕太子丹刺杀秦王。《史记·刺客列传》记载刺杀时的细节：“（荆）轲既取图奏之，秦王发图，图穷而匕首见。因左手把秦王之袖，而右手持匕首揕之。未至身，秦王惊，自引而起，袖绝。拔剑，剑长，操其室。时惶急，剑坚，故不可立拔。荆轲逐秦王，秦王环柱而走。群臣皆愕，卒起不意，尽失其度。而秦法，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；诸郎中执兵皆陈殿下，非有诏召不得上。方急时，不及召下兵，以故荆轲乃逐秦王。而卒惶急，无以击轲，而以手共搏之。”苏轼文中说“持兵者熟视始皇环柱而走，莫之救者”，并不准确。
⑦威：《苏轼文集》作“法”。素行：是说一贯认真执行（法令）。《孙子·行军》：“令素行，以教其民，则民服；令不素行，以教其民，则民不服。”素，平素。
⑧鸷（zhì）悍：凶猛、凶悍。
【译文】
苏子说：唉！秦朝之失道，是有其根本原因的，岂止是秦始皇一人之罪？自从商鞅变法以来，把诛死视为较轻的刑罚，而以诛灭三族为平常的法规，臣子担惊受怕，大气都不敢出，能得一死已是万幸，哪里还会再次请命？当商鞅的法令施行之时，所欲求的都能得到，所禁止的都能禁止，商鞅自以为超越了尧、舜以及商汤、周武王。直至他逃亡的时候找不到投宿的地方，才知道其法令的弊端。这岂止是商鞅感到悔恨，秦始皇也应悔恨啊。荆轲刺杀秦始皇的时候，手持兵器的卫士都眼睁睁地看着秦始皇绕着殿柱奔逃，没有人上前营救，就是秦法太严造成的。李斯立胡亥为帝，不顾忌扶苏和蒙恬，因为他知道秦国法令一贯认真施行，臣子是不敢再请命的。他们二人不敢再请示，也是知道秦始皇的凶悍、其令不可收回，又怎能料到诏书是伪造的呢？
周公曰：“平易近民，民必归之①。”孔子曰：“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，其‘恕’矣乎？”②夫以忠恕为心而以平易为政，则上易知而下易达，虽有卖国之奸，无所投其隙，仓卒之变，无自发焉。然其令行禁止③，盖有不及商鞅者矣，而圣人终不以彼易此。商鞅立信于徙木，立威于弃灰，刑其亲戚师傅④，积威信之极。以及始皇，秦人视其君如雷电鬼神，不可测也。古者公族有罪，三宥然后制刑⑤。今至使人矫杀其太子而不忌，太子亦不敢请，则威信之过故也。夫以法毒天下者，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孙者也。汉武与始皇⑥，皆果于杀者也，故其子如扶苏之仁，则宁死而不请，如戾太子之悍⑦，则宁反而不诉，知诉之必不察也。戾太子岂欲反者哉？计出于无聊也⑧。故为二君之子者，有死与反而已。李斯之智，盖足以知扶苏之必不反也。吾又表而出之，以戒后世人主之果于杀者。
【注释】
①平易近民，民必归之：语见《史记·鲁周公世家》。
②“孔子曰”及引语：语见《论语·卫灵公》：“子贡问曰：‘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？’子曰：‘其恕乎！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’”恕，指以己度物（朱熹注），保持同理心、同情心。后来也表示宽厚、宽恕的意思。朱熹注《论语·里仁》“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”句：“尽己之谓忠，推己之谓恕。”
③令行禁止：有令即行，有禁即止。《逸周书·文传》：“令行禁止，王始也。”
④“商鞅立信于徙木”三句：这句是讲商鞅为建立威信所做的三件事。“商鞅立信徙木”事，见《史记·商君列传》：“恐民之不信，已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，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。民怪之，莫敢徙。复曰：‘能徙者予五十金。’有一人徙之，辄予五十金，以明不欺。”“弃灰”事，见《史记·李斯列传》：“故商君之法，刑弃灰于道者。夫弃灰，薄罪也，而被刑，重罚也。彼唯明主为能深督轻罪。夫罪轻且督深，而况有重罪乎？故民不敢犯也。”“刑其亲戚师傅”事，见《史记·商君列传》：“于是太子犯法。卫鞅曰：‘法之不行，自上犯之。’将法太子。太子，君嗣也，不可施刑，刑其傅公子虔，黥其师公孙贾。明日，秦人皆趋令。”后记赵良劝商鞅之言也有“君又杀祝欢而黥公孙贾”。祝欢其人不详。苏轼大约将公子虔和公孙贾视为秦太子的亲戚。
⑤三宥（yòu）：《礼记·文王世子》：“公族其有死罪，则磬（吊死）于甸人（掌田野及行刑之事）。其刑罪，则纤
（刺割），亦告于甸人。公族无宫刑。狱成，有司谳于公。其死罪则曰‘某之罪在大辟’，其刑罪则曰‘某之罪在小辟’。公曰‘宥之’。有司又曰‘在辟’。公又曰‘宥之’。有司又曰‘在辟’。及三宥，不对，走出，致刑于甸人。”苏轼在《省试刑赏忠厚之至论》中曾将上面的故事加到尧和皋陶身上：“当尧之时，皋陶为士，将杀人，皋陶曰‘杀之’三，尧曰‘宥之’三。”（《苏轼文集》卷二）成为一桩著名的公案。
⑥汉武：汉武帝，名刘彻，汉朝皇帝。始皇：秦始皇。见前注。
⑦戾（lì）太子：刘据，又称“卫太子”，汉武帝的长子。汉武帝元狩元年（前122）立为太子。征和二年（前91），刘据被江充构陷，遭遇巫蛊之案，无奈起兵，杀江充。武帝以为刘据作乱，命丞相刘屈氂平乱，双方混战数日，刘据兵败自杀。次年武帝知道详情，为太子平反，诛灭江充三族，杀刘屈氂及其妻、子。
⑧无聊：无奈，没有办法。
【译文】
周公说：“平易近人，民众必定归心。”孔子说：“有一句话可以终身奉行的，那就是‘恕’吧？”如果用忠恕为君心，以平易为行政之法，那么统治者的政令便容易理解，而政令也容易颁下施行，这样哪怕有卖国的奸贼，他也无处找到间隙下手，突然的事变也无从发生。虽然要说令行禁止，这比不上商鞅的严刑峻法，但圣人始终不肯以商鞅之法取代它。商鞅采用了徙木立信、弃灰立威以及对太子的亲戚和师傅用刑的办法，可以说其威信累积到了极点。到秦始皇的时候，秦人把君主看成是如雷电鬼神那样不可预测。古代诸侯中如公族有罪，要经三次赦免才会动刑。现在有人假造诏书杀害太子而无所顾忌，太子也不敢请命，这是威信太过造成的。那些利用酷法毒害天下的人，没有不反过来害了自己以及其子孙的。汉武帝与秦始皇都是诛杀果决的人，所以他们的儿子，扶苏仁慈，宁死也不再请命，戾太子蛮悍，宁愿造反也不去申诉，因为知道即使申诉也得不到明察。戾太子哪里是要造反啊？实在是无可奈何了。所以当秦始皇和汉武帝的儿子，只有死亡和造反两个结局。以李斯的智慧，他当然知道扶苏是一定不会造反的。我把这一点也揭示出来，用以告诫后世那些果于杀人的君主。
摄主
【题解】
本文讨论《春秋》学的一个热门话题，即鲁隐公是否是“摄”（暂代执政）的问题，苏轼认为鲁隐公是“摄主”，就像西周初年的周公一样。文章的后面提到“吾宋之曹、高、向”，透露出本文的写作时间。元符三年（1100）正月宋哲宗崩，未定子嗣，神宗的皇后向氏在曾布等大臣支持下令端王赵佶即位，是为宋徽宗。从正月到六月，向太后垂帘听政，至七月罢。由于次年七月苏轼即去世，故此文必当作于这一年之间。苏轼在“乌台诗案”时，曹后曾向神宗求情，而神宗去世后的元丰八年（1085）三月至年底以及元祐年间（1086—1094），高后听政，支持旧党，故苏轼得到大用。可以说苏轼一生受到三位皇后的恩惠。但本文原本是为讨论一个《春秋》学的问题而作，宋代的三后摄政只是顺便提到，并非文章重点，而苏轼显然严持传统，是反对女子执政的。又见《苏轼文集》卷五《论鲁隐公》。《经进东坡文集事略》卷十二题为《隐公论上》。
鲁隐公元年①，不书即位，摄也②。欧阳子曰③：隐公非摄也④。使隐而果摄也，则《春秋》不书为公，《春秋》书为公，则隐非摄无疑也。
【注释】
①鲁隐公：名息，春秋时期鲁国的国君，前722年至前712年在位。鲁隐公之父鲁惠公去世时，元妃（正妻）早卒，次妃仲子生允（后为桓公），年幼，声子生息，年长，故立为国君，即隐公。但隐公是否是正式的国君，还是仅是摄政以待允长大为国君，历史上一直存在争议。
②摄：代理，代行，暂摄其政。《春秋》记载鲁国历史，以鲁隐公元年（前722）为始，而这一年的第一句话是“春，王正月”，不像有些鲁国国君在元年下写“春，王正月，公即位”，如桓公、文公、宣公等。对于隐公元年不书“公即位”三字，《公羊传》《穀梁传》《左传》以及后来很多学者都对此做了解释。《左传》认为：“不书即位，摄也。”即鲁隐公是暂时摄政。杜预注《左传》也说：“假摄君政。不修即位之礼，故史不书于策。”
③欧阳子：即欧阳修。
④隐公非摄也：欧阳修撰《春秋论》，认为鲁隐公既然在《春秋》中称为“公”，便不是摄政。文中说：“经于鲁隐公之事，书曰‘公及邾仪父盟于蔑’，其卒也，书曰‘公薨’，孔子始终谓之公”，“孔子于名字氏族不妄以加人，其肯以公妄加于人而没其善乎？以此而言，隐实为摄，则孔子决不书曰公，孔子书为公，则隐决非摄”。
【译文】
鲁隐公元年，《春秋》不写“公即位”，是因为鲁隐公是暂代而摄政。欧阳修说：隐公并非摄政。假如隐公果真是摄政，那么《春秋》便不会记他是“公”；《春秋》既称他为“公”，那么隐公并非摄政这一点便是确定无疑的。
苏子曰：非也。《春秋》，信史也，隐摄而桓弑①，著于史也详矣。周公摄而克复子者也②，以周公薨，故不称“王”。隐公摄而不克复子者也，以鲁公薨，故称“公”。史有谥，国有庙，《春秋》独得不称公乎？
【注释】
①隐摄而桓弑：隐公摄政而桓公弑隐公。桓公，名允，春秋时鲁国国君。鲁惠公之子，鲁隐公弟。前712年至前694年在位。隐公十一年（前712），公子翚（huī）向隐公请求杀允（桓公），为自己谋求做大宰。隐公说，我摄政是因为桓公年纪小，现在我要把政权给他了，去菟裘（今山东新泰西）建造新邑，我将去那里养老。公子翚反过来向桓公说隐公坏话，并请求杀掉隐公，不久便“使贼弑公于
（wěi）氏，立桓公”（《左传·隐公十一年》）。见下篇《隐公不幸》。
②周公摄而克复子：周公摄政，终能还政于成王。西周初年周武王去世后，成王即位，因为年幼，周公摄政七年，后来还政于成王。苏轼认为，周公还政后以“公”的身份去世，故不称“王”。隐公本来是要还政于桓公的，但未能实现，以鲁公的身份死去，故而称“公”。
【译文】
苏子说：不是这样的。《春秋》是一部信史，鲁隐公摄政而鲁桓公弑杀隐公，这在书中记载得很详细了。周公摄政而能还政于周成王，以周公的身份去世，故而史书中不称其为“王”。鲁隐公摄政而没能归还政权，以鲁国国君的身份去世，故而史书称为“公”。史书上有谥号，国家有祭祀的宗庙，《春秋》能不称他为“公”吗？
然则隐公之摄也，礼欤？曰：礼也。何自闻之？曰：闻之孔子。曾子问曰①：“君薨而世子生②，如之何？”孔子曰：“卿、大夫、士从摄主，北面于西阶南③。”何谓摄主④？曰：古者天子、诸侯、卿、大夫之世子未生⑤，而死，则其弟若兄弟之子次当立者为摄主⑥。子生而女也，则摄主立；男也，则摄主退。此之谓摄主。古之人有为之者，季康子是也⑦。季桓子且死⑧，命其臣正常曰⑨：“南孺子之子，男也，则以告而立之；女也，则肥也可⑩。”桓子卒，康子即位。既葬，康子在朝。南氏生男，正常载以如朝，告曰：“夫子有遗言，命其圉臣曰⑪：‘南氏生男，则以告于君与大夫而立之。’今生矣，男也，敢告。”康子请退。康子之谓摄主，古之道也，孔子行之。
【注释】
①曾子：名曾参，字子舆，春秋时鲁国人。孔子弟子。
②世子生：原作“世子未生”，据《百川学海》本、《东坡后集》《苏轼文集》《经进东坡文集事略》《礼记·曾子问》原文改。世子，嫡长子，太子。
③北面于西阶南：站立于西阶的南面，向北面（祭拜去世的国君）。以上对话见《礼记·曾子问》，是讲国君刚去世时世子便出生、应如何祭告国君的礼仪。孔颖达疏：“《丧大记》云：‘君之丧，既正尸，卿、大夫、父、兄子姓立于东方。’……是朝夕内外哭位皆在东方也。今乃从摄主，北面于西阶南，故云‘变于朝夕哭位也’。必于西阶南者，以将告殡近殡位故也。”于，原作“而”，据《百川学海》本、《东坡后集》《苏轼文集》《经进东坡文集事略》改。
④何：原作“向”，据《百川学海》本、《东坡后集》《苏轼文集》《经进东坡文集事略》改。
⑤卿大夫：《苏轼文集》于此下有“士”字。
⑥若：或。
⑦季康子：名肥，谥康，春秋末期鲁国的正卿。季桓子之子。事鲁哀公。《论语》中有七次记录他和孔子的对话，孔子的著名教诫有：“政者，正也。子帅以正，孰敢不正？”“子为政，焉用杀？子欲善而民善矣。君子之德，风；小人之德，草。草上之风，必偃。”
⑧季桓子：季氏，名斯，谥桓，春秋时期鲁国正卿。
⑨正常：季桓子的宠臣。
⑩“南孺子之子”五句：以上所述事见《左传·哀公三年》。不过要补充的是，当鲁哀公派人去查验的时候，婴孩已经被杀。南孺子，季桓子的妻（一说妾）。
⑪圉（yǔ）臣：臣下自谦之辞，犹言贱臣。
【译文】
那么鲁隐公的摄政，符合礼吗？答：合礼。凭什么这样说呢？答：根据孔子的说法。曾参问孔子：“国君刚去世之时世子出生，应当怎么办？”孔子说：“卿、大夫、士跟着摄主，面向北面，站立在西阶的南面向先君告殡。”什么叫作“摄主”？答：古代天子、诸侯、卿、大夫的世子未出生时而本人去世，那么他的弟弟或兄弟之子按次序当继立的人为摄主。如果生下是女子，那么摄主便立为国君；如果生下是男子，那么摄主就退位。这就叫“摄主”。古人有这样的例子，就是鲁国的季康子。季桓子临死前，命令他的家臣正常说：“南孺子生的孩子，如果是男的，就禀告国君并立为季氏之主；如果是女的，那么季孙肥做季氏之主也行。”季桓子去世，季康子即位。季桓子安葬后，季康子到鲁国的朝堂上执政。不久南孺子生下男婴，正常乘车到了鲁国朝堂上，报告说：“季桓子留下遗言，命令贱臣说：‘如果南孺子生的是男婴，就向国君和大夫禀告，立他为季氏的继嗣者。’现在生的是男的，因此前来报告。”季康子请求退位。季康子称“摄主”，这是古代的礼制，孔子遵行，因此在《春秋》中写隐公为摄主。
自秦、汉以来不修是礼也①，而以母后摄。孔子曰：“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②。”使与闻外事且不可，曰“牝鸡之晨，惟家之索”③，而况可使摄位而临天下乎④？女子为政而国安，惟齐之君王后、吾宋之曹、高、向也⑤，盖亦千一矣。自东汉马、邓不能无讥⑥，而汉吕后、魏胡武灵、唐武氏之流⑦，盖不胜其乱，王莽、杨坚遂因以易姓⑧。由此观之，岂若摄主之庶几乎？使母后而可信也，摄主亦可信也⑨，若均之不可信，则摄主取之，犹吾先君之子孙也，不犹愈于异姓之取哉？
【注释】
①不修是礼也：《经进东坡文集事略》无“也”字。
②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：语见《论语·阳货》。
③牝（pìn）鸡之晨，惟家之索：语见《尚书·牧誓》：“王曰：‘古人有言曰：“牝鸡无晨。牝鸡之晨，惟家之索。”今商王受（纣），惟妇言是用。’”孔传：“喻妇人知外事，雌代雄鸣则家尽，妇夺夫政则国亡。”原文本是针对商纣王听信妲己之言而说的，后人多借来批评后宫干政。索，尽，空。
④摄位：原作“摄主”，据《百川学海》本、《东坡后集》《苏轼文集》《经进东坡文集事略》改。
⑤齐之君王后：战国末年齐襄王的王后。生子建。君王后在建即位之后辅政，至齐王建十六年（前249）去世。见本卷《秦拙取楚》。曹、高、向：指宋朝的三位太后。曹后，真定灵寿（今河北灵寿）人。宋初大将曹彬的孙女，宋仁宗皇后，谥号慈圣光献皇后。嘉祐八年（1063）三月英宗即位，曹氏为皇太后，听政十三个月。高太后，亳州蒙城（今安徽蒙城）人。宋英宗皇后，谥号宣仁圣烈皇后。庆历七年（1047）为赵宗实（后改名曙）妻，嘉祐八年（1063）三月赵曙即位为皇帝（英宗），高氏册封为皇后。治平四年（1067）正月英宗驾崩，宋神宗即位，尊为皇太后。元丰八年（1085）三月神宗驾崩，哲宗继位，高氏被尊为太皇太后，听政直至去世。向太后，神宗皇后，谥号钦圣献肃皇后。宋哲宗立，尊为皇太后。元符三年（1100）正月哲宗崩，无子，向太后决策迎立端王赵佶即位，是为宋徽宗。向太后听政六月乃还政徽宗。
⑥马、邓：马皇后、邓皇后。马皇后，东汉初将军马援之女，汉明帝皇后，谥号明德。永平十八年（75）明帝驾崩，章帝即位，尊其为皇太后。建初四年（79），章帝封马氏兄弟三人为列侯。邓皇后，名邓绥（suí），南阳新野（今河南新野）人。东汉开国元勋邓禹之孙女，汉和帝皇后，谥号和熹。元兴元年（105）和帝死后，邓氏先后立汉殇帝和汉安帝，临朝称制十六年，直至去世。《后汉书·和熹邓皇后纪》论曰：“邓后称制终身，号令自出，术谢前政之良，身阙明辟之义。”
⑦汉吕后：名吕雉，单父（今山东单县）人。汉高祖刘邦的皇后，汉惠帝刘盈的母亲。汉惠帝在位期间（前194—前188），吕后独揽朝政。惠帝死后，吕后临朝称制，诸吕封王用事，几危汉室。吕后死后，陈平、周勃等大臣诛杀诸吕，迎立代王刘恒即位为汉文帝。见《史记·吕太后本纪》。魏胡武灵：北魏宣武灵皇后，安定临泾（今甘肃镇原东南）人。北魏大臣胡国珍之女，北魏宣武帝的皇后，谥灵皇后。延昌四年（515）宣武帝去世，胡后之子元诩年幼即位为明帝，胡太后听政，秽乱宫廷，败坏朝政，最终导致北魏灭亡。唐武氏：自取名武曌（zhào），唐高宗皇后。唐高宗永徽六年（655）册封为皇后，上元元年（674）加号“天后”，与高宗并称为“二圣”，参与朝政。高宗死后中宗李显即位，不数月被废，又立睿宗李旦，武后临朝称制。载初元年（690）武氏为皇帝，改国号为周，改元天授。神龙元年（705）武氏被迫传位李显，还政于唐，不久去世，遗诏称“则天大圣皇后”。
⑧王莽：字巨君，西汉末大臣，外戚。汉元帝皇后王政君之侄。元始五年（5）十二月汉平帝病死，王莽以刘婴（孺子婴）为皇太子，自称“假皇帝”，改元居摄。居摄三年（8）改国号为新，建立新朝。地皇四年（23）王莽被杀，新朝灭亡。杨坚：即隋文帝，弘农郡华阴（今陕西华阴）人。北周大定元年（581）二月，杨坚封隋王，同月北周静帝下诏禅让，杨坚即皇帝位，改国号为隋，改元开皇。
⑨摄主亦可信也：《经进东坡文集事略》作“则摄主亦可信也”，《苏轼文集》作“则摄主何为而不可信”。
【译文】
然而自秦、汉以来，早已不遵行这个礼制了，而以母后摄政。孔子说：“唯女子与小人难以教养。”让女子参与外朝事务尚且不可，古人说“母鸡报晓，便会家败”，何况让她摄政而治理天下呢？女子执政而国家安定的，只有齐国的君王后和我大宋的曹后、高后、向后，也只是千分之一的概率而已。东汉的马后、邓后，已难免被人指责，而汉代的吕后、魏代的胡武灵、唐代的武则天这些人，制造的祸乱不可胜数，王莽、杨坚等人便能借机改朝易姓。由此看来，难道不是摄主比母后摄政还好一些吗？如果母后可信，摄主也应该可信，如果都不可信任终不还政，摄主夺取君位，他还是先君的子孙，不是比被异姓取代更好些吗？
或曰①：“‘君薨，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’②，安用摄主？”曰：非此之谓也。嗣天子长矣③，宅忧而未出令④，则以礼设冢宰⑤。若太子未生，生而弱，未能君也，则三代之礼，孔子之学，决不以天下付异姓，其付之摄主也，夫岂非礼而周公行之欤？故隐公亦摄主也。郑玄⑥，儒之陋者也。其传“摄主”也⑦，曰“上卿代君听政者也”⑧。使子生而女，则上卿岂继世者乎？苏子曰：摄主，先王之令典，孔子之法言也，而世不知；习见母后之摄也，而以为当然。故吾不可不论，以待后世之君子。
【注释】
①或曰：原无“或”字，据《百川学海》本、《东坡后集》《苏轼文集》《经进东坡文集事略》补。
②君薨，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：语见《论语·宪问》。朱熹集注：“总己，谓总摄己职。”是说百官都统领自己的属下听命于冢宰。冢宰，是说管理各项事务的统领。冢，是大的意思。《尚书·周官》：“冢宰掌邦治，统百官，均四海。”《东坡书传》：“政教礼刑，无所不掌，谓之邦治，而百官总己以听焉。”
③嗣天子长：继嗣的天子（新王）已经成人。《尚书·立政》：“周公若曰：‘拜手稽首，告嗣天子王矣。’”《东坡书传》：“今王矣，不可以幼冲自待。”
④宅忧：语出《尚书·说命上》：“王宅忧，亮阴三祀。”意指处在父母丧事期间。《东坡书传》：“谅，信也。阴，默也。居忧，信任冢宰而不言。”“宅忧”和“谅阴”（或“亮阴”“谅闇（ān）”）两词，后来一般用于帝王的丧事。宅，是居的意思。
⑤设冢（zhǒng）宰：设置冢宰。设，《苏轼文集》作“从”，《经进东坡文集事略》作“摄”。
⑥郑玄：字康成，北海国高密（今山东高密西南）人。东汉经学家。今传有《毛诗传笺》和三礼注等。
⑦传：解说，注释。下文所引郑玄的话，见其注《礼记·曾子问》，云：“摄主，上卿代君听国政。”
⑧上卿：春秋时，卿分上、中、下三等，上卿是最高等级的卿。《左传·成公三年》：“次国之上卿，当大国之中，中当其下，下当其上大夫。小国之上卿，当大国之下卿，中当其上大夫，下当其下大夫。上下如是，古之制也。”
【译文】
有人说：“‘国君去世，百官各自统领自己管辖的部门听命于冢宰三年’，哪里用得到摄主？”答：不是这样的。继位的君主如已长大成人，但是在居丧期间不能颁布命令，便根据礼制设立冢宰。假如太子还没出生，或者虽出生但年纪还小，不能担当君主之任，无论三代的礼制还是孔子的学说，都是断不许把天下交托给异姓的，把政权交给摄主，这不就是周公所行的摄政之礼吗？所以说鲁隐公也是摄主。郑玄，是鄙陋的儒生。他解释“摄主”，说是“代理国君之位的上卿”。假使遗腹子生下来是女的，上卿难道就成为继承君位的人吗？苏子说：摄主，是先王制定的法令典章，是孔子所说的礼法之言，世人却不了解；世人常见到母后摄政之事，便以为是理所当然的。所以我不可不来论述一番，以待后世君子参考。
隐公不幸
【题解】
本篇先论鲁隐公，次及里克和李斯，最后叙及郑小同和王允之。苏轼说“感其所遇祸福如此，故特书其事”，除王允之幸免于难外，四人皆受乱臣贼子之害。全篇的重点在论隐公和李斯，苏轼认为隐公应先诛公子翚，再让位于桓公，这样不但避免了被杀害，德行也很完美。至于李斯，苏轼感叹其计算利害，担心将来被蒙恬取代，故与赵高同谋，然而最终身被五刑。苏轼在《上神宗皇帝书》中也表达过这层意思：“及观李斯忧蒙恬之夺其权，则立二世以亡秦；卢杞忧李怀光之数其恶，则误德宗以再乱。其心本生于患失，而其祸乃至于丧邦。”（《苏轼文集》卷二五）又见《苏轼文集》卷五《论鲁隐公里克李斯郑小同王允之》。《经进东坡文集事略》卷十二题为《隐公论下》。
公子翚请杀桓公①，以求太宰。隐公曰②：“为其少故也，吾将授之矣。使营菟裘③，吾将老焉。”翚惧，反谮公于桓公而弑之④。
【注释】
①公子翚（huī）：字羽父，春秋初鲁国大夫。
②隐公：春秋时鲁国国君，鲁惠公之子。见上篇《摄主》。
③菟（tú）裘：鲁邑。今山东新泰西。
④谮（zèn）：诬陷，谗毁，说坏话。以上事见《左传·隐公十一年》：“羽父请杀桓公，将以求大宰。公曰：‘为其少故也，吾将授之矣。使营菟裘，吾将老焉。’羽父惧，反谮公于桓公而请弑之。……羽父使贼弑公于
氏，立桓公。”
【译文】
公子翚让鲁隐公杀死鲁桓公，以便自己得到太宰的职位。鲁隐公说：“由于他年少我才摄政，现在我要还政于他了。让人去建造菟裘，我要到那里安享晚年。”公子翚惧怕被告发，就向鲁桓公毁谤鲁隐公，最后使鲁桓公杀死了隐公。
苏子曰：盗以兵拟人①，人必杀之，夫岂独其所拟，涂之人皆捕击之。涂之人与盗非仇也②，以为不击则盗且并杀己也。隐公之智，曾不若是涂人也③，哀哉！隐公，惠公继室之子也④，其为非嫡与桓均耳，而长于桓。隐公追先君之志而授国焉⑤，可不谓仁人乎？惜乎其不敏于智也⑥。使隐公诛翚而让桓，虽夷、齐何以尚兹⑦？
【注释】
①盗以兵拟人：盗贼拿着兵器对着人。拟，比划，对着。
②涂之：此二字原无，据《百川学海》本、《东坡后集》《苏轼文集》《经进东坡文集事略》补。
③是涂人：《经进东坡文集事略》作“是涂之人”，《苏轼文集》作“涂之人”。
④隐公，惠公继室之子：鲁隐公是鲁惠公继室的儿子。惠公妻孟子，孟子早卒无子。孟子的侄娣（诸侯嫁女时以其兄之女或妹妹陪嫁）声子，生隐公。《左传·隐公元年》：“惠公元妃孟子。孟子卒，继室以声子，生隐公。宋武公生仲子。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，曰为鲁夫人，故仲子归于我。生桓公而惠公薨，是以隐公立而奉之。”继室，本义是继正妻（夫人）之后在室内陪侍君主。
⑤隐公追先君之志而授国：隐公追成先君惠公之志意，把国君之位还给桓公。杜预注《左传》“隐公立而奉之”曰：“隐公，继室之子，当嗣世，以祯祥之故，追成父志。为桓尚少，是以立为大子，帅国人奉之。”
⑥敏：通晓，聪慧。《左传·襄公十四年》：“有君不吊，有臣不敏。”杜预注：“敏，达也。”
⑦夷、齐：伯夷、叔齐。商朝孤竹君的两个儿子。孤竹者想立次子叔齐，他死后叔齐让位给长子伯夷，伯夷不受，二人都让国不居。周武王伐纣时，二人叩马谏阻，商亡后二人耻食周粟，逃到首阳山采薇而食，后来饿死。见《史记·伯夷列传》。尚：上，在其之上的意思。
【译文】
苏子说：盗贼拿着武器对着人，那人一定会杀死他，不只是被他比划威胁的人会这样，路人也会抓捕或击杀他。路人与盗贼并非仇人，但他们认为如果不击杀盗贼，盗贼便会一并杀害自己。鲁隐公的智慧，竟然还不如这些路人，真是悲哀！鲁隐公是鲁惠公继室的儿子，并非嫡子，这一点他与鲁桓公身份相同，但年纪长于鲁桓公。鲁隐公追念先君的遗志，要把国政让给鲁桓公，能说他不是仁人吗？可惜他不够聪明。如果鲁隐公杀死公子翚再让位给鲁桓公，即使伯夷、叔齐那样的人又如何能在其之上呢？
骊姬欲杀申生而难里克，则施优来之①；二世欲杀扶苏而难李斯，则赵高来之②。此二人所行相同③，而其受祸亦不少异：里克不免于惠公之诛④，李斯不免于二世之虐⑤，皆无足哀者。吾独表而出之为世戒⑥。君子之为仁义也，非有计于利害，然君子之所为，义利常兼，而小人反是。李斯听赵高之谋，非其本意，独畏蒙氏之夺其位⑦，故勉而听高⑧。使斯闻高之言，即召百官、陈六师而斩之⑨，其德于扶苏岂有既乎⑩？何蒙氏之足忧？释此不为，而具五刑于市⑪，非下愚而何⑫！
【注释】
①骊（lí）姬欲杀申生而难里克，则施优来之：骊姬欲杀申生，但觉得里克不好办，施优让里克归顺。晋献公时有宠妃骊姬，生子名奚齐。骊姬欲杀害太子申生，但害怕大臣里克，找优施（名施的优人，苏轼写作“施优”）商议。优施到里克家饮酒，席间唱歌，让里克明白现在朝中骊姬得势，而申生之母早死，且身受毁谤。宴后里克夜半召优施，优施说献公已经同意骊姬杀太子而立奚齐了，里克说自己保持中立，希望能免祸。于是里克称疾不上朝，三旬后申生被害。事见《国语·晋语二》。来，归顺、归附之意。
②二世欲杀扶苏而难李斯，则赵高来之：秦二世想杀死扶苏，但觉得李斯不好办，赵高去说服他。秦始皇三十七年（前210），秦始皇在巡行天下时死去，此时长子扶苏在上郡（今陕西榆林、延安一带），秦始皇有遗诏令扶苏将兵交给将军蒙恬，回咸阳会葬。丞相李斯秘不发丧，宦者赵高扣留了给扶苏的遗诏。赵高劝胡亥自立，又说服李斯，一同矫诏立胡亥为太子，赐书扶苏和蒙恬，命他们自杀。事定后乃发丧，以胡亥为二世皇帝。见《史记·李斯列传》及本卷《赵高李斯》。
③此二人所行相同：《百川学海》本、《东坡后集》《苏轼文集》《经进东坡文集事略》作“此二人之智若出一人”。
④里克不免于惠公之诛：里克在骊姬杀太子申生时保持中立，前651年晋献公去世后，大夫荀息先后立奚齐、卓子（一作“悼子”，骊姬妹之子）为国君，都被里克杀死，荀息也自杀。里克派人迎逃亡在外的公子重耳，重耳不就，又迎公子夷吾回国，为晋惠公。前650年，惠公不给里克汾阳邑，并夺其权，“惠公以重耳在外，畏里克为变，赐里克死。谓曰：‘微里子，寡人不得立。虽然，子亦杀二君、一大夫，为子君者不亦难乎？’”里克乃自杀。见《史记·晋世家》。
⑤虐：原作“戮”，《百川学海》本、《东坡后集》《经进东坡文集事略》均作“虐”，据以改之，为暴虐、残害之意，如卷四《人物·张华鹪鹩赋》说张华“不免伦秀之虐”。
⑥为世戒：《苏轼文集》《经进东坡文集事略》作“以为世戒”。
⑦蒙氏：蒙恬。见本卷《赵高李斯》。据《史记·李斯列传》，赵高劝李斯参与立胡亥时说，如果扶苏回咸阳即位后必用蒙恬为丞相。
⑧勉：原作“俛”，据《百川学海》本、《东坡后集》《苏轼文集》《经进东坡文集事略》改。
⑨六师：也称“六军”。按《周礼·夏官·序官》：“万有二千五百人为军。王六军，大国三军，次国二军，小国一军。”《尚书·康王之诰》：“今王敬之哉！张皇六师，无坏我高祖寡命。”孔颖达疏：“今王新即王位，其敬之哉！当张大我之六师，令国常强盛，无令倾坏我高祖寡有（罕有）之命。”
⑩既：穷尽，终了。
⑪具五刑：同时施用五种刑法。按《周礼·秋官司寇·司刑》，“五刑”是墨（刺面并染黑）、劓（割鼻子）、宫（割生殖器）、刖（断足）、杀。秦二世即位后，李斯被赵高构陷，称与其子李由谋反，“二世二年（前208）七月，具斯五刑，论腰斩咸阳市。……夷三族”（《史记·李斯列传》）。《汉书·刑法志》：“（汉初）尚有夷三族之令。令曰：‘当三族者，皆先黥，劓，斩左右止（足），笞杀之，枭其首，菹其骨肉于市。其诽谤詈诅者，又先断舌。’故谓之‘具五刑’。彭越、韩信之属皆受此诛。”
⑫下愚：原作“不愚”，据《百川学海》本、《东坡后集》《苏轼文集》《经进东坡文集事略》改。
【译文】
春秋时晋国的骊姬想杀害申生，但觉得里克不好办，优施说服了里克；秦二世想杀害扶苏，但觉得李斯不好办，赵高说服了李斯。这两个人所做的事相同，后来遭受的祸患也类似：里克被晋惠公诛杀，李斯被秦二世处以五刑而死，都不值得怜悯。我这里特意提出来，是用以警戒世人。君子行仁义，并不计算其利害得失，然而君子所为，义利常能兼得，而小人则相反。李斯听从赵高之谋，并非他本意如此，只是怕蒙恬取代他的丞相地位，所以才勉强听从赵高。如果李斯听完赵高的话，便召集百官和六军，当众斩杀赵高，那么他对扶苏的恩德哪里有穷尽呢？还担心什么蒙恬？丢下这不做，最后在咸阳集市之上遭受五刑被杀，难道不是愚蠢至极吗！
呜呼！乱臣贼子犹蝮蛇也①，其所螫草木犹足以杀人②，况其所噬啮者欤？郑小同为高贵乡公侍中③，尝诣司马师④，师有密疏未屏也⑤，如厕还⑥，问小同：“见吾疏乎？”曰：“不见。”师曰：“宁我负卿，无卿负我。”遂鸩之⑦。王允之从王敦夜饮⑧，辞醉先寝。敦与钱凤谋逆⑨，允之已醒，悉闻其言，虑敦疑己，遂大吐，衣面皆污。敦果照视之，见允之卧吐中，乃已。哀哉小同，殆哉岌岌乎⑩，允之也！孔子曰：“危邦不入，乱邦不居⑪。”有由也夫⑫！吾读史得隐公、里克、李斯、郑小同、王允之五人⑬，感其所遇祸福如此，故特书其事，后之君子可以览观焉。
【注释】
①蝮（fù）蛇：毒蛇。
②螫（shì）草木犹足以杀人：柳宗元《宥蝮蛇文》：“或慊不得于人，则愈怒，反啮草木，草木立死。后人来触死茎，犹堕指、挛腕、肿足，为废病。”螫，毒蛇或毒虫咬。
③郑小同：高密（今属山东）人。三国时期魏国学者，东汉经学家郑玄之孙。高贵乡公：名曹髦，字彦士，沛国谯（今安徽亳州）人。三国时期魏国第四任皇帝，魏文帝曹丕之孙。正始五年（244）封郯县高贵乡公。嘉平六年（254）司马师废齐王曹芳后，立曹髦为帝。甘露五年（260）曹髦不满司马昭专权，率宫中奴仆讨伐，失败被杀。
④司马师：字子元，河内温县（今河南温县）人。司马懿长子，司马昭的兄长，三国时期魏国权臣。
⑤密疏：秘密的奏疏。屏：屏挡，遮掩。
⑥如厕：上厕所。《史记》中多有此语，如《项羽本纪》：“坐须臾，沛公起如厕，因招樊哙出。”厕，原作“厮”，据《百川学海》本、《东坡后集》《苏轼文集》《经进东坡文集事略》改。
⑦鸩（zhèn）：用毒酒杀死。苏轼此处误记，当是司马昭之事。《三国志·魏书·三少帝纪》甘露三年下注引《魏氏春秋》：“小同诣司马文王，文王有密疏，未之屏也。如厕还，谓之曰：‘卿见吾疏乎？’对曰：‘否。’文王犹疑而鸩之，卒。”司马文王即司马昭，字子上，河内温县（今河南温县）人。景元五年（264）封晋王，加九锡。次年八月病死，谥文王。十二月，其子司马炎代魏，建立晋朝。
⑧王允之：字深猷，琅琊（今山东临沂）人。晋彭泽县侯王舒之子。王敦：字处仲，琅琊（今山东临沂）人。辅佐晋元帝建立东晋，任大将军。永昌元年（322）叛乱，起兵攻入建康，诛除异己。太宁二年（324）再次起兵攻建康，不久病死。
⑨钱凤：字世仪，吴郡嘉兴（今浙江嘉兴）人。曾为王敦参军。太宁二年（324）王敦举兵反叛，钱凤等率军进逼京城，后兵败而死。本段所述故事见《晋书·王允之传》：“允之字深猷。总角，从伯敦谓为似己，恒以自随，出则同舆，入则共寝。敦尝夜饮，允之辞醉先卧。敦与钱凤谋为逆，允之已醒，悉闻其言，虑敦或疑己，便于卧处大吐，衣面并污。凤既出，敦果照视，见允之卧吐中，以为大醉，不复疑之。时父舒始拜廷尉，允之求还定省，敦许之。至都，以敦、凤谋议事白舒，舒即与导俱启明帝。”
⑩殆（dài）：危险。岌岌（jí）：急切的样子。
⑪危邦不入，乱邦不居：语见《论语·泰伯》。
⑫有由：《百川学海》本、《东坡后集》《苏轼文集》《经进东坡文集事略》作“有以”。
⑬隐公、里克、李斯：《百川学海》本、《东坡后集》《苏轼文集》作“鲁隐公晋里克秦李斯”，《经进东坡文集事略》作“鲁公晋里克秦李斯”。
【译文】
唉！乱臣贼子就像蝮蛇一样，被它所咬啮过的草木便足以杀人，何况被它咬啮呢？郑小同在魏国高贵乡公时任侍中，曾进见司马师，司马师有秘密的奏疏没有遮掩，他上厕所回来，问郑小同：“你看见我的奏疏了吗？”郑小同回答说：“没有看见。”司马师说：“宁可我有负于你，不能让你有负于我。”于是毒死了他。王允之跟随王敦去夜饮，王允之醉后告辞先去睡觉。王敦与钱凤谋划造反，王允之已经醒来，听到他们全部的言论，担心王敦怀疑自己，于是大吐，衣服和脸上都沾有污秽。王敦果然拿着烛火来看，看见王允之躺在呕吐物中沉睡，便放下了杀心。悲哀啊郑小同，岌岌可危啊王允之！孔子说：“危险的国家不要进入，混乱的国家不可居住。”很有道理啊！我读史书时看到隐公、里克、李斯、郑小同、王允之五人，感慨他们所遭受的祸福各异，因此特地把他们的事写出来，后世的君子可以观览和思考。
七德八戒
【题解】
本文先从管仲治国之道说起，认为他不能“诚意正身以刑其国”，不能致齐桓公于王道，故孔子有“器小”之说，但他“辞子华之请而不违曹沫之盟”，是盛德之事。由此苏轼历述历史上七件有盛德的人事，以及与其正好相反的八事。有盛德的事情都是帝王之不杀，而相反的则是帝王好杀。虽然那些没有被杀的人后来都成为祸乱，但苏轼并不认为他们在当年就应被杀死，而与之相反的是，那些因为谣言、谶语以及一点儿小事而被杀的人，则是无辜受害者，后人应引以为戒。苏轼从史书中找出这些相似的事例，实是有感于帝王之好杀。本卷的《论范增》中说，“增之欲杀沛公，人臣之分也，羽之不杀，犹有君人之度也”，苏轼并不赞成项羽在鸿门宴时杀害刘邦，其观点是符合本篇思想的。苏轼在《思子台赋》里也表达了“吾将以嗜杀为戒也”（《苏轼文集》卷一，实为苏过之作）。黄震《黄氏日抄》卷六二《苏文·后集·志林》云：“《郑子华论》备载不以疑忌杀人者为盛德事。其说甚厚，有补将来。”又见《苏轼文集》卷五《论管仲》。《经进东坡文集事略》卷十三题为《管仲论》。
郑太子华言于齐桓公①，请去三族而以郑为内臣②，公将许之，管仲不可。公曰：“诸侯有讨于郑，未捷，苟有衅③，从之不亦可乎？”管仲曰：“君若绥之以德④，加之以训，辞⑤，而率诸侯以讨郑，郑将覆亡之不暇，岂敢不惧？若总其罪人以临之，郑有辞矣。”公辞子华，郑伯乃受盟⑥。
【注释】
①郑太子华：春秋时郑国郑文公的太子，名华。母亲陈妫（ɡuī）。齐桓公：名小白，春秋时期齐国的国君。任用管仲为相，国力富强，以“尊王攘夷”的名义讨伐和号召诸侯，成为春秋五霸之首。以下所叙见《左传·僖公八年》。
②三族：指郑国的洩氏、孔氏、子人氏三大权臣家族，或说即当时郑国的叔詹、堵叔、师叔三位大夫的家族。内臣：国内之臣。言郑国可作为齐国的内臣。
③衅（xìn）：间隙，裂痕，争端。
④绥（suí）之以德：以道德、德行安抚他。绥，安。
⑤辞：辞谢，表示拒绝。
⑥郑伯：郑文公，春秋时期郑国国君，前672年至前628年在位。前653年齐国伐郑，郑文公害怕，杀掉申侯示好求和。齐桓公召集鲁、宋以及陈国世子和郑国世子（即太子华）会盟，主要是讨论怎么处置郑国和郑文公。太子华想攀上齐桓公，除掉国内有实力的三家贵族，稳固自己的地位，便向齐桓公提出请求，愿意做齐国的内臣。齐桓公认为郑国现在有内乱，可以趁机扶持太子华以取代郑文公。但管仲认为，齐桓公如果以德行安抚郑国，同时对郑文公加以训诫，如果郑不接受，那时候率诸侯讨伐，郑必将覆灭，他一定会害怕。如果现在带着罪人（指图谋不轨的太子华）前往讨伐，郑国就有理由和说辞拒绝齐国。于是齐桓公拒绝了太子华，郑文公专门派人去向齐桓公请罪和结盟。
【译文】
郑国的太子华对齐桓公说，请齐国帮他去除三族的势力，将来郑国愿意成为齐国的内臣，齐桓公将要答应，管仲认为不可。齐桓公说：“现今诸侯正讨伐郑国，尚未能成功，如果郑国国内有了争端，我们跟着太子华趁机收其为内臣不好吗？”管仲说：“国君如果以德行来安定郑国，向他们训诫，若不听，然后率诸侯讨伐郑国，那么郑国便会面临覆亡，怎敢不畏惧？如果带领郑国的罪人前去攻打郑国，那么郑国便有托辞了。”齐桓公于是拒绝了太子华的请求，郑文公便与齐国结盟。
苏子曰：大哉！管仲之相桓公也。辞子华之请而不违曹沫之盟①，皆盛德之事也，齐可以王矣②。恨其不学道，不自诚意正身以刑其国③，使家有三归之病而国有六嬖之祸④，故桓公不王，而孔子小之⑤。然其予之也亦至矣⑥，曰：“桓公九合诸侯，不以兵车，管仲之力也。如其仁，如其仁⑦！”曰：“仲尼之徒无道桓、文之事者”⑧，孟子盖过矣。
【注释】
①曹沫（mò）之盟：曹沫，春秋时鲁国大夫。据《史记·齐太公世家》记载，齐桓公五年（前681），齐伐鲁，鲁军将败，“鲁庄公请献遂邑以平（求和），桓公许，与鲁会柯而盟。鲁将盟，曹沫以匕首劫桓公于坛上，曰：‘反鲁之侵地！’桓公许之。已而曹沫去匕首，北面就臣位。桓公后悔，欲无与鲁地而杀曹沫。管仲曰：‘夫劫许之而倍信杀之，愈一小快耳，而弃信于诸侯，失天下之援，不可。’于是遂与曹沫三败所亡地于鲁。”事又见《史记·刺客列传》。或以为曹沫即曹刿（ɡuì），前684年曾指挥鲁国打败齐国。沫，原作“洙”，据《百川学海》本、《东坡后集》《苏轼文集》《经进东坡文集事略》改。
②齐可以王：意思是齐桓公因为有这样的盛德之事，可以推行王道。齐国是春秋时的重要国家，但它只是周天子（周王）分封的诸侯国，根据当时的礼法，是不可称王的。春秋时期称王的国家，只有南方的楚国和吴越等国。直到进入战国的前334年，才有齐、韩两国的国君同时称王。
③诚意正身：语自《礼记·大学》的诚意、正心、修身。刑：作为示范和典型。苏轼《贺冬表》有“自正身而刑家邦”（《苏轼文集》卷二四），家邦就是家国。《苏轼文集》卷六五《管仲无后》（稗海本《东坡志林》卷三第三条）亦论管仲，批评他与民争利。
④三归：《论语·八佾》里说“管氏有三归，官事不摄”，一般认为“三归”是管仲储存财货的三个地方。事见《韩非子·外储说左下》《说苑·善说》。苏轼《管仲分君谤》中说“管仲故为三归之家”，是为了分齐桓公之谤，但苏轼认为管仲不谏桓公之过是“器小”（见下条注）。六嬖（bì）：齐桓公有六个宠爱的姬妾。《左传·僖公十七年》：“齐侯好内，多内宠，内嬖如夫人者六人：长卫姬，生武孟；少卫姬，生惠公；郑姬，生孝公；葛嬴，生昭公；密姬，生懿公；宋华子，生公子雍。……管仲卒，五公子皆求立。”齐桓公的五个儿子都想继嗣君位，后引发祸乱，故本文说“六嬖之祸”。
⑤孔子小之：语见《论语·八佾》：“子曰：‘管仲之器小哉！’或曰：‘管仲俭乎？’曰：‘管氏有三归，官事不摄，焉得俭？’”苏轼《论语说》云：“自修身正家以及于国，则其本深，其及者远，是谓大器。扬雄所谓‘大器犹规矩准绳，先自治而后治人’者是也。管仲三归、反坫，桓公内嬖六人，而霸天下，其本固已浅矣。管仲死，桓公薨，天下不复宗齐。”朱熹注：“器小，言其不知圣贤大学之道，故局量褊浅，规模卑狭，不能正身修德以致主于王道。”苏轼《管仲分君谤》亦云：“管仲之爱其君亦陋矣，不谏其过而务分谤焉。或曰：管仲不可谏也。苏子曰：用之则行，舍之则藏。谏而不听，则不用而已矣。故孔子曰：管仲之器小哉！”（《苏轼文集》卷六五，又见稗海本《东坡志林》卷三第一条）
⑥予：称赞，赞许。
⑦“桓公九合诸侯”五句：出自《论语·宪问》。桓公九合诸侯，史书记载，齐桓公在位四十三年，纠合诸侯二十多次，其中有九次规模及影响较大的（或以为指自鲁庄公十四年鄄之会至僖公七年宁母之盟共九次盟会，详见刘宝楠《论语正义》），故称“九合”。《史记》也这样说，如《封禅书》记齐桓公自言“兵车之会三，而乘车之会六，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，诸侯莫违我”，《管晏列传》云“齐桓公以霸，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，管仲之谋也”。如其仁，朱熹注：“如其仁，言谁如其仁者，又再言以深许之。盖管仲虽未得为仁人，而其利泽及人，则有仁之功矣。”
⑧仲尼之徒无道桓、文之事者：出自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：“齐宣王问曰：‘齐桓、晋文之事，可得闻乎？’孟子对曰：‘仲尼之徒无道桓、文之事者，是以后世无传焉，臣未之闻也。’”意思是孔子的门徒传颂王道之事，不去称道传说齐桓公、晋文公的霸业。
【译文】
苏子说：伟大啊，管仲辅佐齐桓公！拒绝太子华的请求而不违背曹沫的盟约，都是盛德的事，齐国可以称王了。只可惜管仲不学治国之道，不能正心诚意、修身齐家以令国家进于王道，以致管仲家有三归之台，齐桓公有六嬖之妾及其祸乱，故而齐桓公不能为王，孔子对管仲也有“器小”的评价。不过，孔子对管仲好的地方评价也很高，说：“齐桓公九次会合诸侯，都不诉诸武力，这是管仲的功劳。正是其仁德，正是其仁德！”孟子说“孔子的门徒不谈论齐桓公、晋文公的事”，说得有点儿过头了。
吾读《春秋》以下史而得七人焉，皆盛德之事，可以为万世法，又得八人焉，皆反是，可以为万世戒，故具论之。
【译文】
我读《春秋》以及后来的史书，得知七位人物，都有盛德之事，可以为万世效法；又得知八人，恰与之相反，可以为万世警戒。在此一一论述。
太公之治齐也①，举贤而上功②。周公曰：“后世必有篡弑之臣。”③天下诵之，齐其知之矣。田敬仲之始生也，周史筮之，其奔齐矣，齐懿氏卜之，皆知其当有齐国也④。篡弑之疑，盖萃于敬仲矣⑤，然桓公、管仲不以是废之，乃欲以为卿，非盛德能如此乎？故吾以为楚成王知晋之必霸而不杀重耳⑥，汉高祖知东南之必乱而不杀吴王濞⑦，晋武帝闻齐王攸之言而不杀刘元海⑧，符坚信王猛而不杀慕容垂⑨，唐明皇用张九龄而不杀安禄山⑩，皆盛德之事也。
【注释】
①太公：姜姓，吕氏，称“姜尚”“吕望”“太公望”等。西周初年大臣。因辅助周武王灭商有功，封于齐，为齐国始祖。
②上功：通“尚功”（《苏轼文集》作“尚功”），崇尚功绩。
③周公曰“后世必有篡弑之臣”：《汉书·地理志》：“昔太公始封，周公问：‘何以治齐？’太公曰：‘举贤而上功。’周公曰：‘后世必有篡杀之臣。’”
④“田敬仲之始生也”五句：田敬仲名完，陈厉公之子，妫（ɡuī）姓，亦称“陈完”。陈宣公二十一年（前672）陈国内乱，陈完出奔至齐，被齐桓公任为工正。其后代逐渐强大，传至田和而位列诸侯，取得齐政权。陈完出生时，周太史为他卜卦，说他的子孙能成为异国国君。陈完到齐，齐懿仲想把女儿嫁给他，使人卜卦，说：“凤皇于蜚（飞），和鸣锵锵。有妫之后，将育于姜。五世其昌，并于正卿。八世之后，莫之与京。”预言他们的子孙将占有齐国。以上之事见《史记·田敬仲完世家》。齐懿（yì）氏，齐国贵族。
⑤萃（cuì）：聚集，汇集。
⑥楚成王知晋之必霸而不杀重耳：楚成王，春秋时期楚国国君，名恽，楚文王之子。重耳，即晋文公，春秋时期晋国国君，晋献公之子，名重耳。晋献公二十一年（前656），太子申生被诬自杀，重耳出逃，次年又逃至翟，此后流亡在外十九年。前636年回国即位，修德任贤，国力渐强，成为“春秋五霸”之一。前637年重耳到楚国，楚成王宴请，问公子如果返回晋国，将何以报答。重耳说，如果有幸回国，晋楚兵戎相见时，当退避三舍（退军九十里），如果不能获得谅解，只能与楚作战。楚国令尹子玉请求杀死重耳，楚成王说：“晋公子广而俭，文而有礼。其从者肃而宽，忠而能力。晋侯无亲，外内恶之。吾闻姬姓唐叔之后，其后衰者也，其将由晋公子乎！天将兴之，谁能废之？违天必有大咎。”（《左传·僖公二十三年》）
⑦汉高祖知东南之必乱而不杀吴王濞（pì）：汉高祖，名刘邦，汉朝开国皇帝。吴王濞，名刘濞，汉高祖刘邦兄长刘仲之子。汉高帝十二年（前195）封吴王，定都广陵（今江苏扬州）。汉景帝三年（前154），吴王刘濞联合楚王刘戊、赵王刘遂、济南王刘辟光、淄川王刘贤、胶西王刘昂、胶东王刘雄渠反叛，三月后即被平定。史称“七国之乱”。据《史记·吴王濞列传》记载，高祖封刘濞吴王后召见他，见其形貌有反相，心中后悔，但已经拜受，不好变更，便拊其背说：“汉后五十年东南有乱者，岂若（你）邪？然天下同姓为一家也，慎无反！”刘濞顿首说：“不敢。”
⑧晋武帝闻齐王攸之言而不杀刘元海：晋武帝，名司马炎，字安世，河内温县（今河南温县）人。晋朝开国皇帝。齐王攸，即司马攸，字大猷，河内温县（今河南温县）人。司马昭次子。晋朝建立后封齐王。刘元海，刘渊，字元海，新兴（今山西忻州）人。匈奴族。五胡十六国前赵的开国国君。刘渊父刘豹魏晋时为北方边地的部帅，刘渊在洛阳为人质。秦州、凉州被鲜卑攻占，有人推荐让刘渊率兵攻打，孔恂说：“元海若能平凉州，斩树机能，恐凉州方有难耳。蛟龙得云雨，非复池中物也。”武帝乃止。后王弥从洛阳东归，刘渊在九曲之滨饯行，为自己在洛阳受猜忌而唏嘘感慨，“纵酒长啸，声调亮然，坐者为之流涕。齐王攸时在九曲，比闻而驰遣视之，见元海在焉，言于帝曰：‘陛下不除刘元海，臣恐并州不得久宁。’”王浑说：“大晋方表信殊俗，怀远以德，如之何以无萌之疑杀人侍子，以示晋德不弘。”武帝听从了王浑之言（《晋书·刘元海载记》）。后来刘渊趁“八王之乱”建立了基业，称王称帝。
⑨符坚信王猛而不杀慕容垂：苻坚虽然很信任王猛却没有听从他说的而杀掉慕容垂。符坚，即苻坚，字永固，祖籍略阳临渭（今甘肃秦安）。氐族。前秦第三位君主。王猛，字景略，北海郡剧县（今山东寿光南）人。前秦丞相。慕容垂，后燕成武帝，字道明，鲜卑族。太和四年（369）苻坚灭燕，“慕容垂避害奔于坚，王猛言于坚曰：‘慕容垂，燕之戚属，世雄东夏，宽仁惠下，恩结士庶，燕、赵之间咸有奉戴之意。观其才略，权智无方，兼其诸子明毅有干艺，人之杰也。蛟龙猛兽，非可驯之物，不如除之。’坚曰：‘吾方以义致英豪，建不世之功。且其初至，吾告之至诚，今而害之，人将谓我何！’”（《晋书·苻坚载记》）后来苻坚在淝水之战中大败，慕容垂趁机而起，复建燕国（后燕）。
⑩唐明皇用张九龄而不杀安禄山：唐明皇重用张九龄却不听他所说的而杀掉安禄山。唐明皇，即唐玄宗，名李隆基，唐代皇帝，712年至756年在位。唐玄宗在位之时，社会安定，国强民富。天宝四载（745）后宠幸杨贵妃，荒废朝政，导致“安史之乱”。张九龄，字子寿，韶州曲江（今广东韶关）人。玄宗开元二十一年（733）为相，二十四年（736）因李林甫谮，罢相。安禄山，营州柳城（今辽宁朝阳西南）人。玄宗时任平卢、范阳、河东三镇节度使。天宝十四载（755）与史思明叛乱，史称“安史之乱”。《新唐书·张九龄传》：“安禄山初以范阳偏校入奏，气骄蹇，九龄谓裴光庭曰：‘乱幽州者，此胡雏也。’及讨奚、契丹败，张守珪执如京师，九龄署其状曰：‘穰苴出师而诛庄贾，孙武习战犹戮宫嫔，守珪法行于军，禄山不容免死。’帝不许，赦之。九龄曰：‘禄山狼子野心，有逆相，宜即事诛之，以绝后患。’帝曰：‘卿无以王衍知石勒而害忠良。’卒不用。”
【译文】
姜太公治理齐国，举贤能，尚功绩。周公说：“后世一定有篡弑的臣子。”天下都传诵此语，齐国应该也是早知道的。田敬仲出生的时候，周的史官占卦，后来逃到齐国，齐懿氏也占卜，都预言他将来会占有齐国。周公说的篡弑的嫌疑，聚集在田敬仲身上，但是齐桓公、管仲没有因此而废弃他，反而打算任命他为卿，如果不是有盛德的人能这样吗？所以我认为，楚成王知道晋国必定称霸却不杀重耳，汉高祖知道东南会叛乱却不杀吴王刘濞，晋武帝听到齐王攸的话却不杀刘元海，苻坚信任王猛却不杀慕容垂，唐明皇信用张九龄却不杀安禄山，这些都是盛德的事啊。
而世之论者，则以为此七人者皆失于不杀以启乱，吾以谓不然。七人者皆自有以致败亡，非不杀之过也。齐景公不繁刑重赋，虽有田氏，齐不可取①；楚成王不用子玉，虽有晋文公，兵不败②；汉景帝不害吴太子，不用晁错，虽有吴王濞，无自发③；晋武帝不立孝惠，虽有刘元海，不能乱④；符坚不贪江左，虽有慕容垂，不能叛⑤；明皇不用李林甫、杨国忠，虽有安禄山，亦何能为⑥？秦之由余⑦，汉之金日䃅⑧，唐之李光弼、浑瑊之流⑨，皆蕃种也，何负于中国哉？而独杀元海、禄山！且夫自今而言之，则元海、禄山死有馀罪，自当时而言之，则不免为杀无罪。岂有天子杀无罪而不得罪于天者⑩？上失其道，涂之人皆敌也，天下豪杰其可胜既乎⑪？
【注释】
①“齐景公不繁刑重赋”三句：齐景公，见本卷《论鲁三桓》。《史记·齐太公世家》云：“景公好治宫室，聚狗马，奢侈，厚赋重刑。”晏婴曾对叔向说：“齐政卒归田氏。田氏虽无大德，以公权私，有德于民，民爱之。”
②“楚成王不用子玉”三句：子玉，名得臣，春秋时楚国的令尹。前632年，晋国为救被楚攻击的宋国，出兵攻击与楚结盟的曹、卫两国，楚成王因此退军至申（今河南南阳），命子玉解宋围，子玉不肯，坚决请战。后率军与晋军在卫国的城濮（今山东鄄城西南）大战，由于子玉轻敌骄傲，指挥失当，最终楚军大败，子玉自杀。事见《左传·僖公二十八年》《史记·晋世家》。
③“汉景帝不害吴太子”四句：汉景帝，名刘启，汉朝皇帝，汉文帝子，前157年至前141年在位。吴太子，吴王刘濞的太子刘贤。汉文帝时，吴太子入宫，侍皇太子（即后来的汉景帝）饮宴博戏，一次因博戏争执，皇太子用棋盘将吴太子打死。归葬吴国后，吴王刘濞便称疾不朝。见《史记·吴王濞列传》。晁错是汉景帝时大臣，建议推行削藩策，引发吴楚七国之乱。见卷四《人物·王嘉轻减法律事见梁统传》。
④“晋武帝不立孝惠”三句：孝惠，即晋惠帝，名司马衷，字正度，晋武帝司马炎次子，西晋第二位皇帝。晋惠帝智力低下，在位时皇后贾南风弄权作乱，杀害太子，最终酿成“八王之乱”。见卷四《人物·张华〈鹪鹩赋〉》。
⑤“符坚不贪江左”三句：符坚，即苻坚。王猛在临死之前曾劝苻坚勿伐晋。《晋书·王猛传》云：“及疾笃，坚亲临省病，问以后事。猛曰：‘晋虽僻陋吴、越，乃正朔相承。亲仁善邻，国之宝也。臣没之后，愿不以晋为图。’”后来苻坚将伐晋时，太子苻宏、弟苻融都反对，但苻坚一意孤行，终于招致淝水之战的大败。江左，指长江下游以南地区。这里指东晋。不能，《苏轼文集》作“不敢”。
⑥“明皇不用李林甫、杨国忠”三句：李林甫，祖籍陇西，唐朝宗室、宰相。李林甫担任宰相十九年，专擅大权，蔽塞言路。玄宗时有节度使入知政事为宰相的惯例，李林甫为了杜绝有人出将入相与自己争权，便建议用寒族和蕃人为帅，“自是高仙芝、哥舒翰皆专任大将，林甫利其不识文字，无入相由，然而禄山竟为乱阶，由专得大将之任故也”（《旧唐书·李林甫传》）。杨国忠，本名钊，蒲州永乐（今山西芮城西南）人。唐朝天宝后期宰相。杨贵妃堂兄。杨国忠任相期间专权误国，贿赂公行。与杨贵妃姐妹败坏朝纲，直接招致安禄山之变。《旧唐书》史臣曰：“李林甫以谄佞进身，位极台辅。……杨国忠禀性奸回，才薄行秽，领四十馀使，恣弄威权，天子莫见其非，群臣由之杜口，致禄山叛逆，銮辂播迁，枭首覆宗，莫救艰步。以玄宗之睿哲，而惑于二人者，盖巧言令色，先意承旨，财利诱之，迷而不悟也。”
⑦由余：春秋时期秦国的大夫。其先为晋人，后入西戎。秦穆公时，西戎令其入秦了解国情。秦穆公与之交谈后，认为是一位邻国的圣人，想方设法离间他和戎王的关系。又送女乐于戎王，令其享乐，由余数谏不听，遂去而降秦。秦王待以客礼，询问征伐其西戎之形势。前623年，“秦用由余谋伐戎王，益国十二，开地千里，遂霸西戎”（《史记·秦本纪》）。
⑧金日䃅（mì dī）：字翁叔，匈奴休屠王太子。汉武帝元狩二年（前121）匈奴昆邪王杀休屠王，率众降汉，金日䃅随之入汉，在宫中养马。后汉武帝见其容貌不凡，问而知其身世，升为侍中、驸马都尉、光禄大夫。武帝临终时，遗诏命他与霍光、桑弘羊等共同辅政。次年病卒，谥为敬侯。《汉书·金日䃅传》赞曰：“金日䃅夷狄亡国，羁虏汉庭，而以笃敬寤主，忠信自著，勒功上将，传国后嗣，世名忠孝。”
⑨李光弼：营州柳城（今辽宁朝阳西南）人。契丹族。唐朝大将。其父为契丹将领李楷洛。安史乱起，郭子仪向唐玄宗推荐他为河东节度副使、河北采访使，在平定“安史之乱”中功劳巨大。封临淮郡王，谥武穆。浑瑊（jiān）：皋兰州（今宁夏青铜峡西南）人。属铁勒族的浑部。唐朝大将。“安史之乱”时，曾从郭子仪、李光弼定河北，复两京。唐德宗时朱泚叛乱，浑瑊坚守奉天（今陕西乾县），又败李怀光叛军。升中书令。谥曰忠武。《旧唐书·浑瑊传》说他：“位极将相，无忘谦抑，物论方之金日䃅，故深为德宗委信，猜间不能入，君子多之。”
⑩天：《苏轼文集》作“天下”。
⑪既：完尽，穷尽。苏轼在这里表达的天下豪杰不可胜除的思想，和《游士失职之祸》是一致的。
【译文】
然而世上的议论，都认为这七人当时没有杀人、后来招致祸乱是一种失策，我认为不是这样。这七人的败亡都有他们自身的原因，并不是不杀人造成的。齐景公如果不是施行繁苛的刑罚和沉重的赋税，即使有田氏，齐国也并不会被取代；楚成王如果不任用子玉，即使有晋文公出现，楚军也不会败于城濮；汉景帝如果不杀害吴太子，不任用晁错，哪怕有吴王刘濞，他也无法发动叛乱；晋武帝如果不立孝惠为帝，即使有刘元海，也不会为乱；苻坚如果不贪图东晋，即使有慕容垂，也不能反叛；唐明皇如果不任用李林甫、杨国忠，就算有安禄山，又能有什么作为？秦代的由余，汉代的金日䃅，唐代的李光弼、浑瑊等人，都是外族蕃人，又有哪里对不住中国的呢？而唯独要杀刘元海、安禄山！况且在今天看来，刘元海、安禄山自然是死有馀辜，但从当时的情况来看，如果杀了他们就是滥杀无辜。难道有天子滥杀无辜而不得罪于上天的吗？在上者失去道义，路途之人都会成为他的敌人，天下的豪杰难道能杀得完吗？
汉景帝以鞅鞅而杀周亚夫①，曹操以名重而杀孔融②，晋文帝以卧龙而杀嵇康③，晋景帝亦以名重而杀夏侯玄④，宋明帝以族大而杀王彧⑤，齐后主以谣言而杀斛律光⑥，唐太宗以谶而杀李君羡⑦，武后以谣言而杀裴炎⑧，世皆以为非也。此八人者，当时之虑岂非忧国备乱、与忧元海、禄山者同乎？久矣！世之以成败为是非也。故夫嗜杀人者⑨，必以邓侯不杀楚子为口实⑩。以邓之微，无故杀大国之君，使楚人举国而仇之，其亡不愈速乎？吾以谓为天下如养生，忧国备乱如服药。养生者不过慎起居饮食、节声色而已，节慎在未病之前⑪，而服药于已病之后。今吾忧寒疾而先服乌喙⑫，忧热疾而先服甘遂⑬，则病未作而药杀人矣。彼八人者，皆未病而服药者也。
【注释】
①汉景帝以鞅鞅而杀周亚夫：周亚夫，沛县（今属江苏）人。西汉名将。西汉开国功臣周勃之子。汉景帝时任太尉、丞相。平定七国之乱有功，后受景帝猜忌，下狱绝食而死。《史记·绛侯周勃世家》记载汉景帝召周亚夫到禁中宴会，端上来一大块肉，却没有切开，也没有筷子。周亚夫心中不平，问尚席索要筷子。周亚夫离开的时候，“景帝以目送之，曰：‘此怏怏者非少主臣也！’”鞅鞅，通“怏怏”，不高兴的样子。
②曹操以名重而杀孔融：见本卷《论鲁三桓》。
③晋文帝以卧龙而杀嵇康：晋文帝，原作“晋武帝”，据《百川学海》本、《东坡后集》《苏轼文集》《经进东坡文集事略》改。即司马昭，字子上，河内温县（今河南温县）人。其子司马炎代魏建立晋朝，追尊司马昭为文帝。嵇康，字叔夜，谯国铚县（今安徽濉溪临涣镇）人。三国时期的文学家、思想家。《晋书·嵇康传》记锺会向司马昭谮毁说：“嵇康，卧龙也，不可起。公无忧天下，顾以康为虑耳。”又说嵇康欲助毌丘俭叛乱，嵇康、吕安等人“言论放荡，非毁典谟，帝王者所不宜容。宜因舋除之，以淳风俗”。司马昭轻信锺会，于是杀害嵇康。
④晋景帝亦以名重而杀夏侯玄：晋景帝即司马师，字子元，河内温县（今河南温县）人。司马懿长子，司马昭的兄长，三国时期魏国权臣。晋朝建立后，追尊为景王，上尊号曰景皇帝。夏侯玄，字太初，沛国谯县（今安徽亳州）人。三国时魏国大臣。嘉平六年（254），中书令李丰、光禄大夫张缉等密谋剿灭司马氏，欲以夏侯玄代司马师为大将军，事情败露，被杀害。
⑤宋明帝以族大而杀王彧（yù）：宋明帝，名刘彧，字休炳，南朝宋的皇帝。465年至472年在位。王彧，字景文，琅琊临沂（今山东临沂）人。南朝宋的名臣。王彧出身著名的琅琊王氏家族，宋文帝对他颇为钦重，为子（明帝）娶其妹为妃，并以彧名太子。明帝时王彧为尚书左仆射、丹阳尹。宋明帝担心自己死后皇族以及皇后外戚势力过大，不利于太子刘昱，便杀死了一些兄弟和大臣。《宋书·王景文传》云：“时上既有疾，而诸弟并已见杀，唯桂阳王休范人才本劣，不见疑，出为江州刺史。虑一旦晏驾，皇后临朝，则景文自然成宰相，门族强盛，藉元舅之重，岁暮不为纯臣。泰豫元年春，上疾笃，乃遣使送药赐景文死。”
⑥齐后主以谣言而杀斛（hú）律光：齐后主，名高纬，字仁纲，渤海蓨（tiáo）县（今河北景县）人。北齐的皇帝。斛律光，字明月，朔州（今山西朔州西南）人。敕勒族。北齐大将。斛律光与北周作战多年，屡立战功。周将军韦孝宽制造谣言，说“百升飞上天，明月照长安”，又曰“高山不推自崩，槲树不扶自竖”。宦官穆提婆以谣言启帝曰：“斛律累世大将，明月声震关西，丰乐（斛律光之子斛律羡）威行突厥，女为皇后，男尚公主，谣言甚可畏也。”齐后主乃召斛律光进宫杀害。见《北齐书·斛律光传》。
⑦唐太宗以谶（chèn）而杀李君羡：李君羡，洺州武安（今河北武安）人。隋末事王世充，后归唐，屡立战功。贞观中为左武侯中郎将，封武连郡公，宿卫于玄武门。当时有“当有女武王者”的谣言，太宗因李君羡的官名、封邑均有“武”字，小名又为“五娘子”，因御史奏李君羡与妖人图谋不轨，遂诛之。见《旧唐书·李君羡传》。
⑧武后以谣言而杀裴炎：武后，唐高宗皇后，自名为“曌”，曾建立周政权。见本卷《摄主》。裴炎，字子隆，绛州闻喜（今山西闻喜）人。唐高宗时宰相。高宗卒后命为中宗辅政大臣，后与武后定策废中宗，立睿宗。曾谏武后不立武氏七庙，又请还政睿宗，武后不悦，命御史审讯，以谋反之名杀害。谣言之事不见于两《唐书》。唯《朝野佥载》（《太平广记》卷二八九《骆宾王》引）记，徐敬业欲反，令骆宾王造谣言曰，“一片火，两片火，绯衣小儿当殿坐”，裴炎闻而有反意，欲于徐敬业为内应。为人告发，乃被诛。苏轼之意，似以武后误信“绯衣小儿当殿坐”（裴炎当皇帝）之谣而杀裴炎。
⑨夫：《苏轼文集》作“凡”。
⑩邓侯不杀楚子：邓侯，即邓祁侯，春秋时邓国国君。楚子，即楚文王。《左传·庄公六年》载，前688年楚伐申（今河南南阳），取道于邓（今河南邓州至湖北襄阳一带），邓祁侯因为楚文王是其妹邓曼的儿子，特意款待。邓祁侯的另外三个外甥劝他杀掉楚文王，并且说“亡邓国者，必此人也”。邓祁侯不听。十年后楚国灭邓。
⑪节慎：节制，小心。
⑫乌喙：中药材附子的别称，性热而有毒。见本卷《司马迁二大罪》。
⑬甘遂：一种味苦性寒的中药，有毒。
【译文】
汉景帝因为周亚夫露出不满的表情而杀死他，曹操因为孔融的名气大而杀死他，晋文帝因为怕嵇康是卧龙而杀死他，晋景帝也因夏侯玄名气大而杀死他，宋明帝因为王彧的家族势力大而杀死他，齐后主因为谣言而杀死斛律光，唐太宗因为谶语而杀死李君羡，武后因为谣言而杀死裴炎，世人都认为这是不对的。这八个人，当时难道不也是因忧虑国家、为防祸乱而杀人，其做法不就与那些担忧刘元海、安禄山造反而建议杀死的人相同吗？世人以成败来论是非，已经很久了！所以那些嗜杀的人，必定引用春秋时邓侯不杀害楚文王为口实。以邓国的微弱，无故杀大国的国君，让楚人举国报仇，邓国之灭亡不是更快吗？我认为治理天下就如同养生，担忧国运、防备祸乱就像服药。养生的人只是注意其饮食起居，对声色之事有所节制，节制和谨慎在未生病以前，而服用药物在生病以后。如果我担心得寒病而先服用乌喙，担心得热疾而先服用甘遂，那么疾病还没有发作药力便毒死人了。这八个人，都是未病而先服药的人。